日前，成都提出的“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城市空间优化“十字方针”，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一“十字方针”剑指资源紧约束条件下的城市转型升级，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大中型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先看一组数据。
截至2016年11月30日，成都1.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管理的人口已达2030万。在传统的一圈层，人口密度达到10388人，而核心区更可谓密不透风：每平方公里户籍人口达到1.4万人，管理人口则达到4万多人。与之相应的，是中心城区国土开发强度达到84.8%，核心区甚至超过90%。几近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再讲一个小插曲。
这次，成都召开产业发展大会之前，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率队赴深圳考察学习。4天时间，深圳令成都的考察团成员们惊叹不已：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产生了2万亿GDP，承载了2050万人口，但是整个城市却疏落有致，井然有序。怎么做到的？这个疑问，成为范锐平其后发出的“深圳三问”第一问。“深圳之问”的背后，其实是成都中心城区在资源紧约束背景下正在遭遇的一系列城市病：交通拥堵；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空间资源配置不均衡……
日前，四川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其中GDP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成都增速与之持平，总量突破6000亿元。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增长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土地与空间资源的日益短缺。没有承载，产业无法壮大，城市也无法积蓄能量。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基础在产业，关键靠实力。因而，这一矛盾，不仅成为制约成都城市发展转型各种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而且，直接关系到成都能否站稳国家中心城市地位。
如何破题？成都方案是，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从城市空间优化起步，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统筹好产、城、人三大关系。
何为“中优”？即优化中心城区功能，降低核心区开发强度、降低建筑尺度、降低人口密度，提高产业层次，提升城市品质。7月2日，成都产业发展大会传出消息，扩大中心城区，并将“中优”范围扩大到五环以内。至此，成都延续了多年的经济发展“三个圈层”结构宣告终结。这意味着什么？对标雄安新区经验就可得知，此举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疏解城市核心区非核心功能，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新划入中心城区的郫都、新都、龙泉驿、双流、温江等，目前大多还是发展洼地，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完全有能力承接产业，聚集人力。
事实上，对标上海、深圳，就能发现，城市规模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而是人口高密度聚集区域与功能高密度集聚区域之间的空间错位。现在，成都的服务、管理、协调、创新等城市功能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即三环以内，但从产业角度看，其现代制造业、新兴服务业，诸多产业演义，都发生在三环以外。打破圈层结构，通过城市功能的优化，引导人口的空间布局，不仅能有效缓解职住分离、交通拥堵、公共服务不足等多种城市病，而且也能提高核心区的外溢效率和辐射能力，破解目前成都发展按圈层梯度衰减的难题，从而探索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
那么，“北改”“改”什么？“西控”怎么“控”？“北改”就是“改”存量。改造、改革、改善多管齐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产城一体发展，彻底解决目前成都北部地区棚户区集聚、公共服务功能不够完善、产业形态陈旧等城市发展遗留的老问题。 “西控”就是“控”增量。西部是成都的水源区，可谓全城的生态本底。必须控制开发强度、产业门类、生态红线，保护西部良田沃土，实现更高品质、更可持续的发展。越是资源紧约束，越是要保护环境、绿色发展。“北改”“西控”，鲜明传递出成都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优化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和重塑经济地理，破解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的可贵探索。
至于“南拓”，一个“拓”字，即突破瓶颈、开疆辟土，开辟一个集纳各种要素的新空间。而将这个“拓”字，与置身于这一区域的国家级新区天府新区联系在一起，其剑指产业的意图就非常明晰了。新区改变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区兴，则成都兴；新区强，则成都强。所以，“南拓”目标简单而清晰，就是“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天府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把包括天府新区在内的“成都之南”，打造成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发展的高地，使之成为成都创新驱动的新引擎，成为成都产业开疆拓土的发动机，成为成都服务区域发展的辐射源、增长极。
为什么把“东进”放在最后说？因为成都“十字方针”中，最浓墨重彩的还是“东进”。7月3日，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暨“东进”战略规划专家咨询会举行。今年3月，住建部正式同意成都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并将成都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总规编制试点示范城市。这是成都的一件大事，为此，成都甚至请来了有着雄安新区规划背景的多支规划团队助阵。而两个会的同时举行，可见成都看待“东进”之“重”。
可以说，在这套“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优化组合拳中，“东进”打法极具开创性，可谓是成都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性调整。一来，龙泉山之东无论是人口集聚、产业承载，都大有空间，有利于大产业、大工业的展开，在此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主战场”，对破解成都城市单中心结构具有战略意义；其次，随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重心东移，将大幅度降低中心城区压力，有利于解决雾霾和交通拥挤问题；第三，“东进”重在推动成渝相向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在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紧缺的条件下，成都意图通过开展区域协作，拓展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大构思、大手笔。显然，跳出成都发展成都，梯度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扩大成都经济腹地，不仅挣脱自身资源紧约束条件，也是对城市在国家整体发展中战略地位的一个极大提升。
如果说北改、西控、中优重在“存量整理”，意在优化、纾解、提质升级，那么，东进之“进”与南拓之“拓”则遥相呼应，分别“突围”，是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开疆拓土，其内涵既有产业的铺开，又有动能的转换。“东西南北中”竞相发力，重塑成都产业经济地理，共同打造一个有机融合、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生态圈，有望全方位提升城市能级。
可见，成都城市空间优化的“十字方针”，不仅是成都开辟与资源环境约束相适应的转型升级新路径的积极探索，也是成都壮大产业支撑、站稳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积蓄冲刺世界城市能量的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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