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江安享晚年的贾宪刚。

　　儿童团要开大会，提着刀，扛上红缨枪，集合村头打谷场，“小小八路”英姿爽。———抗日民谣《抗日儿童团》

　　温江老人曾是抗日儿童团成员 王二小家住隔壁上庄村

　　海娃站在山顶上，腰里插着羊鞭，双手攥着红缨枪，目光炯炯。鬼子脑袋一冒出来，他立马拉下“情报树”，后山腰的狗娃跟桂妞，看见树倒了，马上拉倒稻草人。村子里人一看就懂，鬼子要进山了!

　　看过电影《鸡毛信》的人，对这一经典桥段自然不陌生。但对年届83岁的贾宪刚来说，这不是桥段，而是烽火童年的真实写照。“鸡毛信之前是火柴信，一根火柴是火速，两根火柴是十万火急，三根火柴是万万火急。”作为抗战时期平西儿童团的一员，贾老他们的童年是：放哨、站岗、除奸、送信……

　　17岁那年，他跟随西北大学绥蒙分校来到四川，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现今定居成都温江区柳城大街。时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他回忆起那段往事。“王二小就是我们隔壁上庄村的，牺牲的时候才 12岁。”

　　全家都是抗日战士 10岁不到加入儿童团

　　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贾宪刚5岁。他的家乡——河北省涞水县李各庄，距离卢沟桥仅50余公里，“七七事变”之后的3个月内，平西地区相继沦陷，大好河山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我全家人都是抗日战士，”跨越大半个世纪，谈到自己的家庭，贾老仍然充满了自豪，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母亲是抗日妇救会会员，大哥是村里儿童团的指导员。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儿童团团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加入抗日儿童团时，他还不到10岁。“大哥是指导员，当时也就10来岁，”贾宪刚清楚地记得，他所在的李各庄村儿童团，共有30多个成员，年纪在5岁到10来岁之间，主要是村里100多户人家家里的小孩。

　　1938年3月初，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政委邓华率三大队进入斋堂川，创建北平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贾宪刚所在的儿童团在村头列队欢迎。“我们穿着灰色红军服，模仿八路军戴着八角帽。那个衣服很硬，是用苇根煮染的土白布，但大家是真高兴呀。平西抗日根据地是聂荣臻将军建立的五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抗日青年去延安，我们李各庄是重要通道。”

　　岗哨旁，小树上，挂个小黑板扫文盲，有敌情，送信忙，伤员来了，送茶汤。———抗日民谣《抗日儿童团》

　　王二小住隔壁村牺牲不到12岁

　　对抗日儿童团来说，童年弥漫着战火硝烟。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在全国19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基本都建立了儿童团。其中，1940年，陕甘宁边区有7万儿童团员，苏北解放区有18万儿童团员，华北抗日根据地有60万儿童团员。抗战小英雄王二小、送鸡毛信的海娃、白洋淀的小兵张嗄……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都是当时儿童团抗战的写照。

　　“王二小就是我们隔壁上庄村的，牺牲的时候才12岁，”贾宪刚回忆，电影《鸡毛信》中的主人公海娃，就是当时整个平西儿童团的一个缩影。“海娃就是我们平西儿童团员的真实故事，鸡毛信之前是火柴信，我自己就送过。”

　　平西抗日根据地虽然靠近北京，但因位于太行山东麓，山高谷深、林密、道路狭窄，面对瞬息万变的敌情，“火柴信”应运而生。“一根火柴是火速，两根火柴是十万火急，三根火柴是万万火急，火柴多少决定了速度和机密度。”

　　他说，1940年以后，日寇对根据地经济封锁禁运，没有了火柴，才改用的鸡毛，于是有了鸡毛信。“就跟电影里一样，信后面粘的鸡毛越多，信件就越紧急越机密，”同时，儿童团员人小隐蔽性好，容易伪装成放羊、割草、砍柴，所以小小的他们担负起了传递情报的重任。

　　在贾宪刚的记忆中，1942年，日寇出动5万兵力扫荡平西根据地，当时的“鸡毛信”最多，主要内容是通知日寇行程，提醒乡亲们转移。一次，日寇进攻到距离贾宪刚所在村30公里的蓬头村，为了通知驻在淮北村后方的医院转移，贾宪刚和另一个儿童团员伪装成拾粪，揣着鸡毛信，他们翻过淮北领，顺着羊肠小道溜到后方医院。“因为缺少医药，那些为了保命而截肢的伤员，抱着自己的断手断脚一直哭，真的太惨了，他们年纪也不大呀。”

　　小河边，山岗上，村头处，岔道旁，处处有儿童团员来站岗，查路条除奸忙。———抗日民谣《抗日儿童团》

　　儿童团员村头站岗检查过往行人路条

　　虽然身处抗日革命根据地，抗战期间，李各庄村还是被敌方投掷了炸弹160多枚，为了躲避空袭，村民们有了自己的一系列对抗方式。

　　在贾宪刚的记忆中，每天天不亮，村里人就都起床吃饭，然后举家来到山上，劳作的、学习的、各不干扰，等到天黑透了再回家。同时，为了避免汉奸和叛徒混入根据地，儿童团的团员们在村头岔道站岗，检查过往行人的路条。“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出村子都要村里开路条，条子上写’兹有某某村村民某某，因为什么事到某某村’，遇到没有路条的，我们一吹口哨，附近的大人就会来抓他们。”

　　至今，他仍唏嘘不已的，是日本人会抓来一些小孩，训练他们伪装成难民混入根据地，然后投毒或者窃取情报。“不过，在我们村子没有成功的，那些小孩被发现之后没法回去了，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上抗日小学，后来还成长为了抗日积极分子。”

　　彼时的抗日小学，是一间烂房，一座破庙，或者干脆是一片树林，一块河滩，一处山坡，老师都是参加过“12.9”运动的年轻大学生。对于儿童团的队员来说，他们在学校是小学生，在村上就是小先生。白天上课，晚上在夜校教抗日队队员识字，中午休息时教妇救会识字班的人识字。甚至在村口站岗的时候，儿童团都要挂上一块小黑板，教路人识字，每个字念三次才放行。

　　“卢沟桥上炮声响，日寇侵犯我中华。平西人民齐奋战，鬼子没有好下场。儿童扛起红缨枪，站岗放哨送信忙。”说着说着，贾宪刚就念起了幼时的童谣，此时已是满头华发的老人，看着楼下嬉戏的小孩，眼神悠远了，笑容暖暖的。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路延见习记者杜江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