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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林骏
甘肃武威市张义乡四面环山，在东北方有一名叫“三个卷槽”的山坡，面向西南，上面是一处塌陷的山隙，到此的羊倌牧童都把这里当作躲避风雪的栖身之地。1972年1月，张义乡小西沟岘的村民上山挖药材时在山隙的中部发现一个不足一人高的山洞，洞口杂草丛生、乱石嶙峋。当他们进入又窄又深的山洞里，惊喜地发现，在山洞中有大量的“五灵脂”中药材，这是生活在高山茂密树林、峭壁石洞或石缝中形似大蝙蝠的鼯鼠、飞鼠或其它多种类似动物的粪便，具有活血、化瘀、止痛等药效。洞的上部还有一个可容人的小洞，洞口装有封闭着的木门。当村民打开木门进洞去挖掘“五灵脂”时，在下面却发现了层层叠压着的古书残纸。拿来一看，仿佛是汉字，却又不是。个别天真而又愚昧的村民害怕了，认为这是扰动了“天书”，祸福不知，为怕招来祸患，决定赶紧焚烧使其“归天”。幸好当地政府很快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制止，并上报文物部门进行调查、收集。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清理，发现这些“天书”中竟然有为数众多的西夏文献，如刊本《杂字》残页、佛经写本和刊本残页、写本医方、占卜辞和木简等，还有一些汉文文书和藏文刊本，包括官方文书、布告、欠款凭据、便条、日历、写本佛经等。此外，人们还发现了竹笔、木刮刀、生牛皮鞋、布条、毡片、石纺轮、石球及宋朝和西夏钱币。随着清理的进行，又出土了高7厘米、底宽5厘米的泥塑苦修像和高7.5厘米、宽4.8厘米的铜铸苦修像各一身。
洞中最初被村民发现的西夏文献究竟有多少？被当作“天书”烧毁的又有多少？还有没有散落民间的文物？这些问题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些西夏文献、遗物虽然是劫后余存，但种类颇多、内容丰富，是建国以来继黑城文物发掘后第一次发现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极其珍贵。
西夏僧人中有“坐禅”之法，即不和任何人接触，打坐冥想，参悟佛理，反思自省。此洞在静僻的山中，幽深严密，正是高僧理想的闭关静修所在。洞中出土有佛经、佛像，还有制作简单的生牛皮鞋、捻线用的石纺轮、织布用的木刮刀以及瓷碗、芨芨草编的席子、铁刀等当时的民间生活用品。专家认为这是一处经人工修建的西夏僧人的“修行洞”遗址。洞中出土文献的西夏纪年最早为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最晚为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顼光定二年（公元1212年），说明洞中所藏是西夏中后期的遗物。推断这个“修行洞”的废闭时间大约是在蒙古灭夏的时候。张义乡地处河西走廊交通要道，为蒙古灭夏必经之地，此洞可能在战乱中封闭，所以没有在洞中发现元代的遗物。
西夏医学源自中原
在小西沟岘“修行洞”中出土了一张仅有8行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是迄今所知国内唯一的一件西夏文药方。内容是治疗伤寒病的3种药方。丸药所列药名有中药牛膝、莨菪子等数种，其服法为“于空腹时，每次10粒，温水送下”；汤药其煎法为“好好煮，频翻动”。这种药方、煎法和服法与传统的中医并无二致，从中可看出我国传统的医学对西夏的巨大影响。
党项族人在汉文史籍中是以长寿和身体强健著称的。他们早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高山耸立、白雪皑皑的地理条件让他们长期经受着艰苦的锻炼，身体强健结实，因而人多长寿。《隋书·党项传》载：“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新唐书·党项传》则言“人寿多过百岁”。《旧唐书·党项传》、新旧《五代史》认为“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尽管以上说法有所夸大，高寿到一百五六十岁可能是个别现象，但从唐、宋的历史文献中还找不到像党项人如此高寿的其它民族，另外从《隋书·党项传》所载来看，党项人把80岁作为享尽天年的标准，也比中原地区的“人过半百”、“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传统年龄标准高得多。
西夏立国之前，党项人生病不求医，只求助于神明，治病时请巫师送鬼，或者把病人搬到另一间房子去，以图躲避灾祸，称为“闪病”。建国之后，随着西夏社会的发展和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往，使西夏获得了先进的医疗知识，广泛使用来自宋朝先进的中医、中药学技术，开始建立了西夏的医药学。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记载，西夏设有“医人院”，隶属三品，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人因殴斗伤、残或致死引起诉讼时，要请“医人看验”作为分析案情的依据，表明西夏在崇宗乾顺时，可能已经有了法医。西夏《文海》“扎针灸”下注云：“此者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表明西夏除了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外，还采用针刺治病之法。
西夏人已有相当丰富的人体解剖知识，《文海》中记载的人体器官有60至70项，并对各种器官的组织功能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如“膈膜”，西夏文由“内”字和“中”字的一部分组成，释义“肺命，心惠及腹肠之依倚”。在病理学方面，西夏人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血脉不通所致。第二，由于传染所引起。如恶疮就是由传染所致。第三，认为“四大不和”所致。《文海》“病患”条释云：“此者患病也，......四大不和也。”何谓“四大”？按照佛典的解释，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此四大如不调合，则生疾病。这表明，由于西夏佛教的盛行，因此，佛典中的关于疾病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西夏医学理论之中。
西夏还大量开发和利用中药材，并作为主要商品输出。《天盛律令》第十七卷《物离库门》中列举的中药名称有230多种。《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夏贸易中的药材有甘草、蜜蜡、麝脐、羱羚角、柴胡、苁蓉、红花等。特别是枸杞、大黄久负盛名。《马可·波罗游记》云：“肃州境内多山，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当然，由于西夏的医药学知识主要来自宋金，西夏的医药水平比起中原王朝要稍逊一筹，也低于金朝的医疗水平，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金。西夏文献中，上层人物有病向邻国求医乞药的记载累见不鲜。仁孝时权臣任得敬得病，久治不愈，仁孝遣使向金朝求医，金朝派大夫王师到西夏为其治病，后获痊愈。至于广大下层平民就医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社会从上而下的需要，在佛教盛行的西夏境内，普遍地崇奉能医治众生病痛疾苦、消灾延寿的药师佛。
占卜之风盛行一时
小西沟岘“修行洞”中出土的西夏文卜辞中还有“辰日买卖吉”、“戌日得倍利”等关于商业活动的占卜记载。党项人流行占卜，每出战或遇事都要占问凶吉。巫师，党项人称为“厮乩”，被视为是沟通人和鬼神的桥梁。占卜是巫师的职能，其目的是问凶吉、决疑难。西夏的占卜方法“炙勃焦”、“擗算”、“咒羊”、“矢击弦”4种。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公元1041年）宋军进攻西夏要塞琉璃堡，间谍前去侦察敌情，当时一名西夏老兵正在占卜，突然他发现卦相可怕，暗示宋军明日将有军事行动，边上的年轻士兵听了都哈哈大笑，“宋军连遭大败，吓得把头都缩到膝盖里，又怎么敢攻打我们？”间谍发现琉璃堡敌军非常骄傲，防守兵力薄弱，却有大量的物资。于是宋军骑兵就在这天夜间突袭了琉璃堡，西夏守军来不及抵抗，300多人被宋军杀死，物资被宋军劫掠一空，西夏大将耶布移守贵带着人仓皇逃窜。这也成为宋夏之战的一段趣事。党项人不仅通过乌鸦的叫声来推断未来婴儿性别，还通过云彩的颜色来判断吉凶，占卜在党项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巫师的语言很灵验，琐细的事都能说对。《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初西夏河西故地人死出殡时，“卜人有时谓不宜从门出丧”时则毫不犹豫“破墙而出”，可见蛊信之深。
西夏还重视占星术。《天盛律令》设“占星”一职负责观察星象变化、拟卜吉凶。据有关史书记载，自继迁叛宋时起，至西夏灭亡时止，有关天象特殊变化的记载，诸如日食的发生、星宿的孛犯以及彗星的出现，约60余次。和中原统治者一样，西夏统治者认为这些天上特异的自然现象是天神对人类吉凶祸福的预示和警告，如公元1030年（宋天圣八年）火星入于南斗，西夏谣言四起：“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畏惧，被迫迁往贺兰山居住，并祈祷解灾。元昊显道元年(1032)填星犯舆鬼。占卜者说，这预示大臣中将有变异，于是元昊就大肆杀戮臣僚。崇宗天仪治平四年(1089)三月月入东井，群臣以国家用兵过多，引起天变，请求爱惜民力，太后梁氏采纳了这个建议。仁宗大庆五年(1144)九月又出现彗星，50余日才消失。群臣认为这是除旧布新之象，应改元，因此立即改元为“人庆”。占卜不仅决定日常小事，甚至影响着一些军国大事，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二月，李德明亲自带兵大举进攻甘州回鹘，白天见到恒星出现，占卜后认为预示出兵不利，心中害怕，赶紧收兵。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公元1040年）正月西夏发生日食，太阳西边先出现阴影，谋臣杨守素认为这种日食现象预示着军事的胜利，并力劝元昊攻取延州。元昊果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夺取延州的军事行动，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
虽然占卜之风在党项族中甚为流行，但西夏与中原王朝一样反对蛊术（蛊是一种以毒虫作祟害人的巫术），认为蛊术是扰乱社会的歪门邪道。西夏除了盛行党项族的占卜术外，还从中原王朝传入了易卜。如西夏学者斡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在国内广为流行。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采用的就是以天干地支计时日的占卜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