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4月29日消息（记者葛修远 刘会民）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有一种人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文明进步的领跑者，是开拓创新的实践者；他们以知识的力量承载着国家前行的希望，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雪域高原上的生命守望者——吴天一（图片来自新华网）
50多年前，吴天一大学分配来到青海，那时绝对服从分配。吴天一介绍，1958年时，我国高原医学基本空白，而从事多年研究，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是，今后国际讲台上由外国人一统天下讲喜马拉雅、青藏高原人如何适应的时代要结束了，应有中国学者来登上这样的舞台。对于从事高原医学研究的年轻人，吴天一建议说，做学问很难，一辈子（不确定）能否做出来，道路艰辛，要走这条路必须是有事业心的人，对这个土地对人民有感情的人。
青藏铁路被誉为“神奇的天路”，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而它所创造的另一个奇迹同样令人惊叹，那就是历时近5年、十几万人奋战在“世界第三极”，却没有一例因高原病而死亡的事故。
吴天一说，在青藏铁路唐古拉山海拔4500米以上进行建设，没有死一个急性高山病，这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高原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吴天一所提出的卫生保障方案和急救措施，守护着这些“筑路大军”的健康与安全，让生命在自然面前变得不那么脆弱。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问题，只要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人命比我睡觉重要很多。”整个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吴天一处理了几百起这样的电话。虽然已是80岁高龄，但吴天一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回忆起多年前的人和事，依然思路清晰。1958年，学医的吴天一来到青海工作。眼见着不少来自全国各地、支援青海建设的年轻人，饱受高原病困扰，甚至就此长眠异乡，他意识到攻克高原病的难题迫在眉睫。“1958年我碰到祁连山铜矿的一个工人，这是四川的转业军人，他说了一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说，我在朝鲜打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都没把我打死，到了这鬼地方，这样的鬼病把我就弄死了。”
当时，很多文献都把高原肺水肿称为高山肺炎。但吴天一发现，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通过病例的积累和反复查证，1963年，吴天一在我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都非常含糊，应该纠正高山肺炎、高山心力衰竭、高原肺充血症这些现象的充血，所以写了这篇文章，让在高山上人再碰到这样的病人知道是什么病。”
既然已经发现病因，就一定要攻克，这是吴天一数十年如一的目标。1990年，他组织了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考察队。在最后阶段，面对6200多米的山峰，日本队员退缩了，而吴天一坚持率领中方团队继续向高海拔冲击，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数据，从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有关青藏高原高原病的防治，终于有了话语权，吴天一也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了“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外人看似惊险异常的经历，他回忆的言语中，却淡然又透着满满的自豪。“我们在5000米建立两个营地，10天做实验。我跟他说10天5000米结束了要往上去。（日方队长）回答说再不想去了，还想活着回去。我带队员继续上去，这样我们比日本高了一个海拔，我们做了更全面的（实验）。”
做科研是个苦差事，研究高原医学更是如此。常年奔波在青藏高原上调研、义诊，吴天一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自己。为了赶路方便，他还练就了高超的马术。“到青藏高原个别地方去，特别是要做藏族的人群的调查，必须要骑马。十几年的高原医学生涯车祸无数，股骨断了现在还有钢板，每次过安检都很麻烦。”
14处骨折，两眼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是什么让他饱受这一切的折磨，却仍深深迷恋雪域高原？吴天一的回答很平淡，“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热爱高原医学。”如今吴老已经80岁高龄了，骑不动马，也爬不动雪山。唯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和他一样扎根这里，让健康的种子像美丽的格桑花，开遍高原，为这里的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最主要的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人，培养年轻人。不能单纯从学术上，搞高原医学就跟缺氧打交道，这是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要培养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还要总结我这一辈子走过的科学路、做过的科学成果，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参考，应该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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