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宋雪
许多人最初认识黄百鸣，是因为由他主演的《开心鬼》系列电影，这位曾经在大银幕上为观众带来许多欢乐的喜剧演员，如今已经成为天马娱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相比于大银幕的喜剧角色，坐在我面前的黄百鸣没有那么夸张与搞笑，是真实的、严谨的，甚至是严肃的。我们聊电影、聊投资、聊人生，居然就这么说了一下午。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用这句话来形容黄百鸣的经历是再适合不过的。从演员到投资人，黄百鸣的人生轨迹就如同香港电影的发展一般，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并在如今新的黄金时代中达到了另一高峰。
香港电影人黄百鸣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宋雪专访
记者：黄先生您在香港电影圈打拼了这么多年，身份也经历过几次变化，从编剧、演员、导演再到现在做电影公司老板，我特别想知道您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坐在电影院看自己演的电影时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黄百鸣：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自己的演出，有两种感觉。一个就是从观众的角度，就当戏里面的人不是我，我就只是单纯看一部电影，看它好不好看，这些演员演得好不好，包括我自己。另外我看电影可能跟普通观众会不一样，看的东西比较多，比如里面的道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灯光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电影是反映时代的，每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从电影中反映出来，包括时代的改变，人的改变，社会上的背景，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戏里面看出来。我这个人是很乐观的，所以你看我的电影就看得出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记者：您从事电影行业也有几十年了，之前我留意到有不少网友对您人生轨迹的评价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跟香港电影的发展一样，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我们先来聊聊辉煌的起步阶段，应该说在您第一次开电影公司的时间点是相当不错的，在今天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黄百鸣：对，那时候开电影公司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幸运的，刚好是黄金年代。我们有三个老板，麦嘉、石天、黄百鸣，我是其中一个。我们三兄弟一起把电影做得很好。在黄金十年，我们拍的电影十部有八部是赚钱的。在短短的十年里面，我们有四部电影打破当时中外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包括1982年的《最佳拍档》、1984年的《女王密令》、1986年的《英雄本色》和1988年的《八星报喜》。
记者：那后来呢，为什么您的另外两位合伙人没有继续做电影？
黄百鸣：后来到九十年代，我这两个拍档比我更聪明，他们已经看到黄金年代会过去，黑暗会来，所以他们在黑暗来之前离开了，就剩下我一直坚持要拍下去。可是这个时间就维持了两三年，黑暗就真的来了。盗版的VCD出现，大家就躲在家里看盗版，不去戏院看戏了。再过了两年，1997年马上金融风暴，整个市场经济不景气，很多人破产了，没有人去看电影了。这个时候再加上我老婆患癌症，我要停下所有的工作替她打这场仗，所以说1997年是我最惨的时候。
记者：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您为什么还继续坚持做电影？
黄百鸣：因为最后结果很好，帮老婆对付癌症这场仗我打赢了，老婆没事。我一想，人家都说我老婆没救了，我都可以替她打赢，可能电影也患了癌症，癌症就是盗版，盗版就是癌。人都可以打，为什么电影不可以打？所以我就坚持，还是要在电影领域做下去。
记者：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感觉就像一下子从最高点直接跌到谷底，而且这段萧条期非常长。
黄百鸣：对，九十年代的中期开始到2004年之前有整整十年是黑暗的时候，盗版的出现，亚洲金融风暴，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盗版是最厉害的一个原因，香港电影从三百部减少到四五十部，很多人都转行不做电影了，有很多人跑到内地去做电视剧了，有些人电影、电视都不做了，情况很惨。确实还在坚持拍电影没多少，我是其中一个。
记者：那您是怎么熬过那个时期的？
黄百鸣：这个时期挺黑暗的，这个时候香港的电影已经没有八十年代的光彩了，本地的市场不景气，东南亚的市场因为金融风暴的影响也不景气，盗版在整个东南亚、香港、台湾都很严重，大陆的市场这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开放。我们经历了整整十年的黑暗年代，咬紧牙关拍一些低成本的，希望维持大家的生计。
记者：十年的坚持最后还是等来了回报。2004年CEPA正式生效后，香港电影可以以合拍片的形式进入内地市场了，而您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电影人，当时想象过内地电影市场是怎样的市场吗？
黄百鸣：2004年CEPA刚出现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觉得这个东西好，也需要时间去适应。这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我们是陌生的，不晓得这个市场里面的人喜欢什么，里面的制度是什么，我们要重新学习怎么来拍好这个片子。2004年CEPA开始，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七剑》，这个是我的老搭档徐克来拍的。
记者：《七剑》是改编自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是您选的还是徐克导演选的？
黄百鸣：《七剑》是徐克选的，不是我选的。
记者：您也尊重他的选择。
黄百鸣：我尊重他的选择，我也想通过在他身上投资来试试这个市场，当时的中国市场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要去了解这个市场需要时间。我信任徐克，他提出要拍《七剑》。实际上他当时给我一个剧本，我放在桌上，到现在都没有看。
记者：为什么？
黄百鸣：我怕我一看就会提意见，可能我看完之后就不敢投，后来我对自己说，这个市场是我们要尝试，我们要了解的。他是我的老搭档，我相信他。既然我相信他，就相信到底了。
记者：所以您就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参与到里面？
黄百鸣：没有。
记者：太大胆了，完全的信任。
黄百鸣：因为我也希望通过他来带我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结果发现动作片真的很好，在香港八百万的电影在内地做了八千万，是香港收入的十倍，这个市场真的非常好，不能放弃。
记者：《七剑》成功之后，我发现您也并没有拘泥在某种特定类型的电影，后面还推出了《龙虎门》《导火线》《叶问》《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作品都能被市场接受。
黄百鸣：对，我拍的几部动作片都是不同类型的。徐克挑的《七剑》是由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改编的。第二部我尝试要改变了，试试拍漫画的动作片，我找了很有名的黄玉郎，以香港很有名的漫画《龙虎门》来拍，结果票房不如《七剑》，从八千万掉到五千多万。第三部我就尝试香港的警匪片。这是甄子丹提出来的，我觉得也可以尝试看看，以前他拍过《杀破狼》，和《导火线》是同类型的电影。结果票房三千多万，其实我的票房是往下走的不是往上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市场到底喜欢什么。到甄子丹第三年就要入片约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拍功夫片。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功夫熊猫》，是美国人拍的。功夫是我们中国的，熊猫也是我们中国的，人家拿去拍，拍得这么精彩。我一想，刚好那几年好像没有功夫片，我就拍一个功夫片，跟前面甄子丹演的三部电影也有区别。
记者：于是就有了《叶问》系列？
黄百鸣：在想功夫片要拍什么人物的时候，我不喜欢跟人家比较，黄飞鸿、霍元甲，人家都拍过。要找一个没得比较的，就找到了李小龙的师父叶问。决定要拍《叶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叶问是谁的，当然现在成功了，很多“叶问”跟着我后面走。这么大的市场是需要交学费的，你要了解、要学习的，安全的方法就是当大家都喜欢动作片的时候，你跟着走是比较有把握的。后来《叶问》成功了，我才回头拍我拿手的贺岁喜剧，在这之前我不敢。后来我慢慢觉得这个市场可以了，就再把喜剧拿来拍。
记者：虽然说CEPA对您本人乃至香港电影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不过好像也并非从此就一帆风顺。我记得您在做东方电影董事局主席的时候就遇过很多事，包括公司刚上市就碰上美国的“9?11”事件、股价大跌等等，所以后来从东方辞职之后又重新自己创立天马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离开东方？
黄百鸣：我当时还是希望稳守，稳守了很长时间。后来外面有些人说，倒不如引进一些其他的企业，因为做电影不赚钱，你引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地产，把一些股份让出来，由他们来赚钱。我觉得确实是需要的，因为守着这么多年，让买我股票的人很失望。引进来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家拍电影的理念不一样，你要找谁来演他也要参与，甚至他要推荐他的儿子要唱主题曲，他的女朋友要演女主角，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跟我做了三十年的电影完全不一样。在2008年的年底，我选择离开，重新再做一家电影公司，按照我自己的理念来做。所以2008年年底我就把主席的位置辞掉了，2009年年初我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让了。我跟自己说，三年以后我再成立一家上市公司。我说得出做得到，2012年的10月31日天马电影上市了。
记者：创立天马公司，除了想更纯粹地去创作电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别的考虑？
黄百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儿子，我本来不愿意让儿子做这一行的，所以我送他到加拿大念大学的时候是念经济的。没想到他小时候受我的影响，大学毕业回来以后还是要做电影，还是希望当编剧，像我一样写剧本，后来他写了《叶问》的剧本。我觉得能写出这么好的剧本说明时机成熟了，我就跟他一起成立一家新的电影公司。他是属马的，所以我取名字叫天马。我年纪慢慢大了，也会引退，引退的时候就让他来做。我觉得现在一个黄金年代又开始了，另外一个黄金十年在我们前面，以前的东西不要怀念它，放弃就放弃了，我们重新再来。现在有很好的机会在面前，我儿子还年轻，他既然在这方面有这么大的兴趣，他写过两部《叶问》，我觉得他很有这方面的天分，我愿意跟他一起来创办天马，慢慢去让他越做越好。
记者：在您过去这几十年的电影人生当中，CEPA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黄百鸣：我觉得CEPA给了香港一个春天，让制作人有希望去拍好的电影、大的电影。当然，要迁就一些合拍的规矩，要慢慢融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我觉得大部分是好事，对我来讲绝对是好事。
记者：所以您应该是非常看好香港电影的未来的？
黄百鸣：大环境是好的，但是香港电影人也要接受一些挑战。因为内地有几个电影人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冯小刚、张艺谋，他们是“亿元俱乐部”的会员，而我们不是，我们要面对这么两三个大导演。最近这一两年，内地很多导演都起来了，而且内地的观众也慢慢喜欢内地导演、演员的东西。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懂得了可以请香港好的美术、好的摄影、好的编剧帮他们做，所以我们面对的竞争也越来越大。当然这也是好事，有竞争才有进步。我看得出，内地的市场才刚刚起飞，还会上升，总有一天中国的电影会超过美国的电影。
“复兴号”：中国标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