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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人访谈录】香港特区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为香港人民服务是我最基本的原则

2017-06-20 16:51:00来源:央广网

  【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朱红娜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左)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朱红娜采访

  范徐丽泰,曾经连任三届香港立法会主席的传奇女性。职场中,她铁面无私,干练威仪,因为不畏强权、敢说敢为,被称为“政坛黄飞鸿”。然而她却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不是女强人”。1993年,她将自己的左肾捐出,给了女儿第二次生命。2006年,她又被香港一家电台通过观众投票选为“NO.1好老婆”,而这一年,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两年。

  面对自己及家人接踵而来的病痛,范太坚强、乐观,令人心生敬佩。而她却说,丈夫的支持是她最大的动力。

  一个女人究竟可以有多大的能量?范太,是榜样,更是传奇!

  记者:您已经从政多年,在很多人印象里您一直是一位干练严肃的政客,但您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和教育有关,对吗?

  范徐丽泰:是,我开始是在香港大学做就业辅导,然后就到了香港理工学院——现在的理工大学——负责学生事务,两个地方加起来,我做了二十三年的学生工作。

  记者:1983年的时候您获委任为立法局的议员,您之前也表示当时有点“被政治”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您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根本不懂政治。后来您有没有了解到,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找到您?

  范徐丽泰:一直都没有解开这个疑团。直到差不多十几年之后,有一次我中学时的校长退休到香港,有位朋友请她吃饭,我也在。她就讲起来,当年港英政府的民政司打电话问她有没有人可以推荐,她推荐了我。她说推荐我的理由,是因为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做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地去做,没有什么花哨,她觉得可以推荐。当时那个民政司已经不在了,我也无法证明,但我相信校长不会说假话的。

  记者:那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政治的人,初入政坛,在初期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难忘的经历?

  范徐丽泰:首先我想要介绍一个情况,当年做立法局的议员,不是从政,是公共服务。当年的香港人是政治冷感的,一般老百姓都对政治没有兴趣,对政治的兴趣是在中英协议签署了之后才发生的。当时我觉得,他让我做立法局议员,我也不知道是做些什么,我的确有点怀疑。回家跟我的丈夫商量,他跟我说,无所谓,人家委任你两年,做得不好人家就不会再委任你,你就当有个学习机会,长长见识。我想倒也是的,可以去学习学习。我向理工学院的院长请求批准,他说,可以。总而言之,你的工作要继续负责,也不会另外给你假期,你就到那边去开开会也没问题。当年开立法局会议是很简单的,礼拜三下午开全体会议,公开的,一般两小时,礼拜五下午开内部会议,大约也是两小时,需要的时间很少,所以我就接受了,去学习为香港市民服务。当时是1983年。到了1985年,他们再委任我做立法局议员的时候,就有了间接选举,有了选举之后,立法局就开始变成一个政治的场所。凡是选举产生的议员,他们为了让选民了解他、支持他,很难免的就会有政治秀。

  记者:那后来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您成为了立法会主席呢?

  范徐丽泰:我做了九年的立法局议员,其中三年同时兼任行政局的议员,可是我跟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政见不同,所以我就辞职了,辞去了立法局议员的职务。

  记者:分歧在哪里?

  范徐丽泰:分歧是他关心的是政治,而我关心的是民生,治安、通货膨胀等问题。我不是一个喜欢做政治秀的人,我觉得跟彭定康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无法跟他合作,就退出这圈子,辞职了。在历史上来说呢,立法局议员辞职是极少的,像我这样说得明明白白,因为政见不同,我不干了,我相信之前是没有的,其他人都是很客气的,说是因为个人原因、健康理由等等。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委任您做立法局议员时,正好是香港回归祖国中英谈判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或者说通过您的努力,为香港回归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范徐丽泰:那个时候,我对国家的了解不多,当时香港社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我们回归祖国后,会不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大家非常希望生活方式不变,当时的一些自由,比如说学术自由、进出境自由、言论自由等等,都希望能够保持,所以综合来说,当年实际是两个诉求,一个是保持我们的自由选择,另外一个是保持资本主义的制度。后来中英协议谈好之后,我们一看,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所担心的东西都得到了回应,而且这个回应是令我们满意的。所以当年在北京签署中英协议的时候,当时的行政局跟立法局去了很多议员。我没有去参加这个盛会,因为不久之前,我参加了去英国的代表团,后来有机会到北京,我就想我已经去过英国了,不要再占人家一个位置了吧,我当时不知道原来你只要参加,多一点人都没关系,我不清楚,那么所以就没来,很可惜。现在回想,当年太客气了,我这个人就是为他人着想。中英协议签署之后,港英政府就开始推动代议制了,就是开始有选举了,先是间接的选举,然后直接的选举,一步一步地,这就改变了立法局的本质,因为原来立法局所有的议员都是委任的,那么委任的你不需要考虑将来选举的时候选民对你怎么看,你要考虑的是政府的立场是否合理,对人们又有什么影响,然后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争取最好的方案。可是当有了选举之后,议员首先的考虑必然是选民,他必须要为替选民争取利益,所以你不会站在政府一边,政府给好东西的时候,他虽然赞成,但会说给得不够,最好多一点;可是当政府说,有的地方我们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一个限制的时候,他从选民角度来看,自然会说,这个不行,你不应该限制。所以立法局里面选出来的议员,很多时候跟政府的看法不一定相同。政府本身不懂得选举,官员都没有经过选举,所以政府跟选出来的议员,就有很多隔膜。到彭定康最后两年,他取消了委任的议员。他的理由是,这样1995年选出来的议员组成的立法会,就可以跟基本法内1997年的立法会的组成相同。可是彭定康的立法会组成方法,是“三违反”。因此导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了一个临时立法会,由临时立法会来做这个回归后特区运作“必不可少”的立法工作。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您是离开了政坛的,那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重新回来?

  范徐丽泰:离开政坛我很开心,不用这么忙,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实在很辛苦。孩子们当时去了加拿大念书,我就去陪他们。后来人大常委会邀请我去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是为筹备工作委员会去做预备工作的。我当时又跟我的丈夫商量,我说要不要做,因为如果不做,我是可以过很舒适日子的,换句话说,是明哲保身。做呢,我知道一定会被人家批评的,因为从前我是港英的委任议员,现在接受常委会的任命,人家就说我“转胎”(广东话),车辆换方向,先得转车胎,从英方转到中方,不少香港人会觉得这是政治道德不好。丈夫跟我说,如果你不接受,将来在回归的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问题,不能够很顺利地平稳过渡,你会有什么感觉?我想了一下,我说我会后悔的。他就说那你就得考虑,你应不应该让自己有一个不后悔的机会。最后我接受了这个任命,不出所料,我给人家骂了好几年。

  记者:本来我是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如何看待这些非议,但是您自己已经讲出来了,面对这些不友好声音的时候,您通常是一种怎样的处理方式?

  范徐丽泰:开头的时候,我不开心。这些批评,有的就是人身攻击,没有任何理由,也给我起了很多名字。

  记者:很难听。

  范徐丽泰:很难听,旧电池、范妇人等等,又叫我“香港江青”,我开始很不服气,所以我就尽量跟媒体解释,可是我发觉我解释后,他们将我的话断章取义,然后再多批几次。我终于明白了,脑袋在人家身上,嘴在人家脸上,笔在人家手里,我没有办法去影响人家怎么看、怎么讲、怎么写。可是我可以改进自己的表达能力,说一件事就不能拉开来,就是说这件事,简简单单,你没有办法弄错。找不到可以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误解我。所以我讲话就短了,也就是集中了一点。同时我也发觉了一件事情,无论讲多么严肃的问题,千万不要上火,不要发脾气,因为人家只看到你发火,不再留意你讲的内容,因此要尽量平和地讲道理就可以了,这样人家才能接收到我希望他们明白的信息。就这样慢慢地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习、改进、再学习,过了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的丈夫又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有的时候看见人家这样骂我,我很不开心,他就跟我说,做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有人谈论你,赞你最好,骂你也是人家没有忘记你,如果没人谈论你,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没了。我想想也有道理。他常常安慰我,我很感谢他一路的支持。

  记者:2005年和2008年,香港大学有一个调查,当时您连续当选为支持度最高的立法会议员。我在看一些文字资料,包括电视节目的时候,感觉您是一个做事特别有原则的人,那么从政的过程中,您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和原则?

  范徐丽泰:其实我的原则就是,既然我是为香港人服务的,那我必须要将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任何事情都是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想做成一件事,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看实际的情况,尽量将想的东西跟实际结合,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至于第三原则很简单,我做人的态度是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做,做人要尽责负责。

  记者:全力以赴。

  范徐丽泰:对。

  记者:现在香港立法会的情况您是非常清楚的,“拉布”现象屡见不鲜,导致政府很多工作都没法推行,作为香港立法会的前主席,您觉得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有哪些不利的影响?

  范徐丽泰:他们不断拖政府的后脚,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对人不是对事,他们为了反对特首,对政府提出来的东西都加以阻挠。这个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你喜不喜欢一个人是一件事,可是你做立法会议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是为人民服务,那就必须要做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基建对人民是好的,那我们就应该支持。当然我不需要全盘接受,有的地方我可以改进政府的建议,如果我担心建议有点问题,我就提出我的怀疑,如果政府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我就可以支持。所以应该“是即是,非即非”,而不是“对人不对事”。现在很可惜,每况愈下。

  记者:前段时间我看您参加了内地的一档谈话类的节目《开讲啦》,这是不是您在内地参加的第一档电视节目?

  范徐丽泰:这一类的节目,到现在还是唯一的一档。

  记者:在香港也是吗?

  范徐丽泰:香港还没有这种节目。

  记者:在节目上感觉您的整个形象,和以往很威严的感觉完全不同,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接受这样一个邀请?

  范徐丽泰:没什么,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记者:那是一个主要面向内地青年的节目,您刚才也提到了之前从事了很多年的教育工作,现在的香港青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让您在这样一个同样的舞台上,对香港的青年去说一些您的心里话,您会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希望?

  范徐丽泰:我不觉得内地的青年人跟香港的青年,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疑问有什么不同。不过在香港大家太熟悉我了,不像在内地我对年轻人来说有一种新鲜感,我反而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请一些受到内地年轻人欢迎的电视台主持人,到香港去跟我们的年轻人交流,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实在是没有什么机会跟内地的年轻朋友交流。有的官员到了香港,他们讲的我觉得太深了,年轻人不懂,要有很多的背景才能了解。一些很知名的学者,他们的水平很高,年轻人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反而像马云、马化腾他们怎样创业,年轻人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找一些受内地年轻人欢迎的主持人或者企业家,到香港去跟我们香港的年轻人交流。

  记者:刚才在整个的访问过程当中,您多次提到了您的丈夫,一个女性在职场当中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的话,一定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范徐丽泰:没错。我觉得我能够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家里面给我支持,我的丈夫给我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他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能给我客观的反应,这是我很需要的。另外一方面他的妈妈、我的婆婆,为我照顾了整个家,不管是家庭事务还是孩子们,都是她在照顾,我一个礼拜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跟孩子们在一块,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所以我是特别幸运的。

  记者: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吗?

  范徐丽泰:我的孩子常常抱怨。

  记者:那您的婆婆和丈夫从来没有抱怨过吗?

  范徐丽泰:没有说过。有的时候我知道丈夫不高兴,比如说本来约好的,我陪他出席一个宴会,可是又有了事情我去不了,他虽然说那你不来就不来了,可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不大开心,那尽量下次就别这样了。我的婆婆是很典型、传统的。

  记者:贤妻良母型的。

  范徐丽泰:一个典型的中国女人。她不大讲话,可是她很会持家,持家有道,我家曾经有八口人,我们两夫妻和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婆婆跟我婆婆的妹妹,她们两个一块在照顾孩子,还有我丈夫的两个妹妹,她们有空也会看看我们孩子的功课,因为我跟我丈夫都没时间看。我们一家八口相处得很好。

  记者:孩子会在什么时候对您有抱怨,他们一般会说什么?

  范徐丽泰:他们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徐例迟”。

  记者:是哪几个字?

  范徐丽泰:一定迟到,徐是我的本姓,“徐例迟”就是例行迟到。

  记者:这种状态是不是小的时候会多一点,长大了会不会理解您?

  范徐丽泰:其实他们不是不理解,也不是特别不开心,不过就觉得这样不对,他们就说我。我们家里比较民主的,我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黄大仙”,香港有一个黄大仙庙,大家都去求它,要这样要那样,特别灵。我这个“黄大仙”就是他们想买什么东西,我一定买给他,只要他开口就行了。他们认为我是“黄大仙”后,就不再叫我给他们买东西,因为他们两个说没有挑战性,必须要找爸爸,因为爸爸这个不买,那个也不买,他们不断地跟爸爸去要求,结果拿到了就觉得特有成就感。

  记者:您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对以前的生活有一点点愧疚,或者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

  范徐丽泰:这个我认为是我的过错,可是如果你让我选,我还是选这样的路。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女儿曾被确诊为肾衰竭,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

  范徐丽泰:她在加拿大病倒了,住院了,我就去陪她,当时我有一份工作,我就辞了职,我当时也是筹委会的成员,除了开会以外,我都在加拿大陪她。她是在加拿大念中学,最后一年就生病了,后来她的情况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回到香港。现在她已经是一个医生了。

  记者:选择这个职业跟她自己这个曾经的经历有关系吗?

  范徐丽泰:她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她要做医生,我就跟她说做医生不好,因为你没有私人的时间,也没有社交的圈子,整天就给医院绑住了,这个话可能鼓励了她做医生吧。

  记者:感觉有点像您小时候反叛母亲的时候,她反而是实现了外婆当年寄予您的希望,外婆当年是想让您当医生。

  范徐丽泰:没错。做父母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给意见,但是她不接受,她有她的理想,我们还是全力支持的。

  记者:在当时决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捐给女儿的时候,我想每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都会做出这种选择,您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那种情感,就是您作为一个母亲当时的那种感受?

  范徐丽泰:我一知道她病了,当时就想,我已经五十五岁了,为什么不是我病,而是她病,实在太不幸了。后来发现可以器官移植,我们家里三个人,爸爸、弟弟跟我,我们三个都去验血,只有我的血型相配,回到香港再做其他的测试,结果发现我的肾是合用的。我很高兴,因为她那个时候要洗肾,每六个小时要换水洗肾,影响了她正常的生活。

  记者:这个过程很痛苦,洗肾的这个过程。

  范徐丽泰:其实也不痛,就是很容易感染,感染了以后就发烧,就要打抗生素,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人家出去玩,到了时间,必须赶回来洗。去旅行,两个箱子都是一包包洗肾用的水。如果可以免了这个麻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当他们告诉我,你的肾是可以用的时候,我很开心。反而是我的丈夫有点担心,他跟我说,如果你捐肾后身体出了问题,那我要照顾两个病人,压力太大了,负担不来。我跟他说,绝对不会的。我们看过数字,成功率很高,而且不影响捐肾的人。所以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绝对没问题。结果证明是对的,我们没问题,我的女儿就比较辛苦,经过二次排斥的过程。

  记者:排异期。

  范徐丽泰:是。可是她很努力,在病床上拿着一本一本的医学书在念,因为要补考,她是非常坚决地要成为一个医生。

  记者:其实我知道在您的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件不止这一件,可能长期都有这种病痛在家里面,您怎样看待生活给您带来的这些不如意?

  范徐丽泰: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不能够控制的事情,比如说我生病,我的丈夫生病,我的女儿生病,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而且也不是我们做错的事,我们没做错,发生了就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也不需要抱怨,因为抱怨不会令他们好起来。总而言之,就是跟医生合作,尽快让自己健康起来,只有这条路是对的。你抱怨,自己可怜自己,对整件事情完全没有帮助。可是另一方面,有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那就要设法避免了,比如说我觉得人家对不起我,我很气愤,后来我就会想,他对我不起,是他的错,我为什么要为他的错来惩罚自己呢,这句话是上海的一位朋友跟我讲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当人家批评我的时候,骂我的时候,我当然有一段时间是不开心的,可是很短,然后我就想开了,就没事了。

  记者:您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是吗?

  范徐丽泰:可以这么说,总之我想得开。

编辑: 李江雪
关键词: 香港;范徐丽泰

香港特区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为香港人民服务是我最基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