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毒品和成瘾性药物的管制。然而，历经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历届政府后，美国对毒品的管制从原本的“明令禁止”变成了如今的在多州“合法”，甚至“免于处罚”，最终令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近日，美国俄勒冈州通过法案（109法案以及110法案），对持有少量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的人“免于或减轻刑事处罚”，立法者认为此举将使此前的惩罚性毒品政策向更加“人道”以及“健康”的方向转变。但也引来更多反对声音，认为针对各类型毒品的合法化，甚至免于处罚，可能会使年轻人更容易得到毒品从而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地时间10月30日，俄勒冈州决定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对持有少量毒品的人“免于或减轻刑事处罚”（图片来源：美联社）

　　在俄勒冈州持有少量毒品合法的法案通过后不久，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至此，美国已有3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同意医疗用途或娱乐用途的大麻合法化。

　　△本轮“大麻合法化”前，美国各州大麻合法程度分布地图，下方四个图注从左至右分别表示“完全合法”“希望完全合法”“医用大麻合法”“不合法”四种。地图中，墨绿色区域表示“完全合法”，深绿色代表“希望完全合法”，浅绿色代表“医用大麻合法”，橘黄色代表“不合法”。

　　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2017年，北美地区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危机已达到了新高度，美国记录的因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4.7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3％。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19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在2016年的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消费额达到1500亿美元，几乎与当年美国酒精饮品消费额等同，而针对海洛因、大麻的消费仍在不断上升。

　　△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实际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 “毒品战争”。自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毒品和成瘾性药物的管制。然而，从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历经数届总统执政后，美国对毒品的管制从原本的“明令禁止”变成了如今的多州“合法”，其转变之大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人瞠目结舌。美国对毒品长达半个世纪的管制思路变化，最终令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两场战争引发的 “毒品战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政府在军事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投入。然而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战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对立。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横行美国，社会过度放任自由，毒品成为“垮掉的一代”的青年美国人反叛主流文化的标志。

　　△“垮掉的一代”代表，杰克·凯鲁亚克及其代表作《在路上》

　　也是在这个时期，有关研究开始对大麻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提出质疑，美国的毒品政策也开始出现改变，开始放宽对毒品违法者的惩处力度。同一时期，医药化学合成工艺的进步为当时的美国青年提供了大量的合成毒品，如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也称为“麦角二乙酰胺”，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多数使用LSD的人也同时使用大麻或海洛因。1970年，美国国会颁布《药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确立了毒品分类的调整体系，结束了对毒品的极端严惩阶段。1972年，全美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施《统一被管制物质法》，拥有大麻被定为轻罪。

　　△LSD最早是无色、无嗅、无味，就像清澈的纯水；后来毒贩将LSD溶剂滴在纸上，直接把印好的小纸张浸泡在LSD溶液里，小小的一片纸，剂量就有30至50微克。该毒品毒性极强，一般是摇头丸的3倍。几微克就足以让人产生幻觉，使用后通常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并出现急性精神分裂和强烈的幻觉，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资料来源：中国禁毒）

　　为应对愈来愈泛滥的毒品问题，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合并多个毒品管控机构并成立麻醉药品和危险药物管理局（BNDD）。而在这一时期，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吸毒是美国的第一公敌”，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毒品战争”（Drug War）。但是此时尼克松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并不包含大麻，仅仅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具有极强成瘾性和危害更大的毒品。与毒品泛滥的起因类似，促成尼克松政府对禁毒采取如此果决判断的也是一场战争——越南战争。

　　△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员格里沙·梅特莱于2013年3月发表文章，记录了美国官方应对药物成瘾与毒品泛滥的政策与举措。（来源：美国国立研究院）

　　1971年，两名国会议员罗伯特·斯蒂尔和摩根·墨菲发布了一项关于海洛因滥用的报告。在之后美国国内历史教育课程中，该报告的公布被称为“爆炸性的”。这份报告指出，有10%至15%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对海洛因成瘾。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尼克松当时主要担心的并非是士兵大量吸毒，而是担心民众认为是越南战争导致大量士兵染上毒瘾，进而影响他的政治生涯。故而，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均强调，药物滥用是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试图将军人毒品成瘾的源头从越南转向美国本土。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国立卫生研究院（PMC）的相关资料记载，“尼克松希望美国民众知道，大多数毒品成瘾的士兵在到达越南之前就使用过毒品。”与尼克松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将美国民众的视线转向毒品泛滥这一社会问题如出一辙的，还有尼克松对毒品管制的具体措施。

　　始自美国的需求 致使拉丁美洲陷入混乱

　　领导层的错误判断与无动于衷，促使畸形的社会风气助推美国成为毒品消费大国，而旺盛的消费需求自然催生了大量的制毒、贩毒者的出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拉丁美洲逐渐成为美国毒品的主要产地，先后诞生了多个制毒、贩毒集团。而有组织、成规模的贩毒集团的出现，无疑让毒品贸易愈加暴力。

　　△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是一个扎根于哥伦比亚的毒品集团。该集团在鼎盛时期曾一度占据美国可卡因走私量的80%。此外，因走私毒品导致的暴力事件数不胜数，该组织也被视为恐怖组织。

　　从1975年卡洛斯·莱德首次开辟了通过小型飞机运毒走私后，多个贩毒团伙相互为争抢市场和运毒线路而爆发暴力冲突。另一方面，为了抵抗警方的抓捕，贩毒团伙利用贩卖毒品获得的毒资购买大量的枪械，并与警方交火。哥伦比亚警方在1975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查获了600公斤的可卡因。作为对警方查获毒品的回应，毒贩采取报复行动，仅一个周末，就有超过40人丧生。多个贩毒团伙在经过多年的暴力冲突、整合以及对抗警方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最终在1981年，多个贩毒团伙共同构成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将可卡因生产、运输、分销等流程实现分工，最终供给给美国市场。1982年，美国执法部门从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机库中查获了3906磅的可卡因（约合1.78吨），而这些可卡因均是麦德林卡特尔集团自拉丁美洲运至美国境内的。一次性查获如此大量的可卡因让美国认识到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已经成为了需要国家层面介入解决的难题。对美国来说，“毒品战争”从此时具有了更新的含义——对拉丁美洲的制毒、贩毒集团的战争。

　　国际毒品交易的幕后推手

　　2017年，2月17日厄瓜多尔拉美社刊文，揭露了深埋在国际毒品交易背后的多家美国银行。

　　报道称，在全球金融系统中贩毒集团正在洗钱的总额大约达到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7%。在这1.6万亿美元当中每年有5800亿美元在美国的金融系统洗钱。由于制毒充满暴利，多家美国银行事实上操控甚至是主导了整个制毒产业。目前，有证据显示，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均参与了制毒、贩毒集团的贩毒交易。

　　△不单是拉美媒体，早在2015年11月，彭博社就对美国境内的银行与拉美毒品走私的关系进行了报道，然而曝光的毒品、洗钱交易仅仅是一小部分，美国多家银行仍然在暗中参与拉丁美洲的制毒、贩毒活动。

　　2011年富国银行发生了在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贩毒丑闻之一。这家银行不仅利用账户通过在墨西哥的“兑换所”向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洛斯塞塔斯转移数百万美元，而且操纵和洗白现金，用于将22吨可卡因运到美国。汇丰银行因2006年至2008年期间为墨西哥古斯曼的锡纳罗亚贩毒集团通过它的账户和秘密银行洗钱被罚款11亿美元。2012年花旗集团被指控通过它在墨西哥的分行（美国墨西哥国家银行）为洛斯塞塔斯贩毒集团洗钱。根据彭博社引述的一项调查，洛斯塞塔斯贩毒集团通过花旗集团的账户转移了近7000万美元。2014年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马萨诸塞的一位负责人的声明说，花旗集团将贩毒得来的数千万美元寄往哥伦比亚，以便避免惩罚和法律的问题。

　　疫情下吊诡的大麻市场与利益诱惑

　　在本次部分州通过“持有少量毒品免于刑事处罚”的法案之前，针对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成瘾性强且危害大的毒品，美国联邦政府统一了管制，并采取相对严厉的手段进行控制。但对一些“软性毒品”，如大麻，美国政府长期是放任各州独立立法管辖，这也为当下美国呈现出的乱象埋下伏笔。

　　2020年，全球陷入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经济愈加疲软。然而，一家以大麻业务为主的公司却在疯狂扩张。疫情期间，马萨诸塞州的Curaleaf Holdings公司通过18个州的药房进行种植、加工和销售大麻，在今年7月以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芝加哥大麻种植者和零售商Grassroots。一名该公司的投资者则称其“看好疫情期间该行业的发展”。大麻行业甚至可能成为美国少数在疫情期间得以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的行业。

　　△2019年估算的美国各类大麻市场份额，其中娱乐用途的大麻市场份额高达90亿美元，合法大麻市场达130亿美元，而实际上美国总体大麻市场需求可达600亿美元。（数据来源：美国税务基金会）

　　以推进大麻合法化为核心目标的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NORML）更是早在2009年4月就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价值140亿美元的纳税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大麻合法化，进而对大麻交易征税，从而给美国政府创造额外的财政收入。尽管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采信，但是当疫情来临，多个州都独立通过了相关的立法，使大麻合法化。对各州政府而言，这终归是疫情期间少有的经济增速。尽管看上去美好，然而当美国政府饮下这杯来自大麻行业的“解渴之水”时，其大概率是在“饮鸩止渴”。面对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的这种行径，《国会山报》在其刊文中，以“另一种‘茶党’”来代指这一团体。

　　△《国会山报》在2009年刊文称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NORML）为“另一种‘茶党’”

　　社会文化、官僚体系、党派斗争、利益集团都在试图塑造美国对各类毒品的态度和政策，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皮特·路透2012年发表论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毒品泛滥和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单纯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毒品流通将会让整个产业转向地下，进而让毒品交易更加暴力，并且提高执法成本。然而，合法化却又不可避免地让药物滥用和毒品泛滥问题更加难以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