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极限战争》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秘密进入朝鲜,要迅速与已经撤出平壤的金日成取得联系。

  就在这一天,美军占领了平壤。

  5天后,志愿军第118师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率部向彭德怀报到,他们是彭德怀见到的第一支志愿军部队。

  那天的情景,张玉华历历在目。

  10月19日,就在彭德怀进入朝鲜数小时后,志愿军第38、39、40、42军及炮兵部队共25万人隐蔽进入朝鲜。

  此时的朝鲜战局,形势极为险恶。敌军在占领平壤后,以4个军13万余人的兵力,毫无顾忌地向鸭绿江推进,进展迅速。麦克阿瑟声称,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当时的中美作战力量对比悬殊。的确,几乎没有人怀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将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为装备实力的巨大差距就摆在那里。

  1950年在朝鲜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陆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当时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志愿军主力第38军入朝时只有运输车100辆,第27军入朝时则只有汽车45辆。

  空中力量则更无法相比。美国空军在朝鲜拥有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别说作战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

  海军方面,美军拥有舰艇200余艘,而当时的志愿军并没有海军参战。

  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陌生的战场,强大的敌人。10月25日,南朝鲜军一个营闯入两水洞。邓岳和张玉华指挥隐蔽在这里的志愿军第118师,沿公路两侧发起突袭,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的第一次战役由此展开。这一天,志愿军第118师、第120师和第42军,在三个地方同时展开作战,因此,10月25日被确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激战中,班长秦永发,面对敌人的钢铁巨兽,毫不犹豫地举起爆破筒冲了上去。勇敢地将爆破筒插入坦克履带。随着一声巨响,敌军坦克偃旗息鼓,张狂全无。

  秦永发成为入朝作战第一位以肉体与钢铁搏斗、打掉敌坦克的英雄。他打坦克的招数也成了此后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步兵打坦克的遵循范例。

  作战中,轻狂的敌军被打得不知所措。360团班长石宝山发现被围困敌人,想借着弥漫的硝烟夺路逃跑,他只身挡住了逃敌的去路。敌人蜂拥而上,但他们小视了志愿军的勇气,石宝山果断拉响了爆破筒……

  年仅25岁的石宝山成为朝鲜战场上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志愿军勇士。

  65年后,参加指挥这场战斗的张玉华带着荣誉和自豪庄严地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一年他99岁。

  温井战斗胜利结束5天后,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第39军在朝鲜北部的交通枢纽云山,与美军王牌骑1师遭遇,这是中美两支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首次交锋。

  当晚,志愿军参战部队如尖刀般直捣美骑1师第8团指挥中心。惊慌失措的敌人被迫丢弃大量重型装备,仓惶突围。志愿军连长周仕明率领全连飞兵敌人南逃的必经之路——诸仁桥。

  周仕明身先士卒,带领4连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月光下,一个美国兵把枪口瞄准周仕明,千钧一发,通信员刘万生,一个箭步将连长扑倒在地,而刘万生自己则被子弹击中,牺牲在连长的身上……

  幸存下来的周仕明至死都忘不掉趴在他身上牺牲的刘万生。

  诸仁桥一仗,歼灭美军一个营,几天后,美国陆军取消了这个营的番号。

  1950年11月5日,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志愿军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一次战役结束两天后,11月7日,新华通讯社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

  志愿军的胜利在美国引起了震动。但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和美国交战,只是象征性出兵。于是,他指挥5个军22万余人,发起了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麦克阿瑟向部下说:“告诉你们的孩子,可以在圣诞节回家过节了”。

  运动战的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6日开始。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志愿军“诱敌深入”,以少数兵力,将敌军引向预设战场。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反击。6个军首先从西线进攻,一支由323人组成的侦察先遣队在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的率领下,直插德川以南的武陵里。

  这些先遣队员身着南朝鲜军服装,趁着夜色冒着风雪,爬山沟,走小路,一路前行。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电影《奇袭》,反映的就是这个故事,这是一次可称之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特种作战。

  经过40小时强行军,侦察分队到达武陵桥。战士们搭成人梯,把160公斤炸药安放在桥墩上。这时,由南面开来敌人5辆满载军火的卡车。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桥和卡车一齐飞向空中。武陵桥的炸毁,为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为了关门打狗,彭德怀下令38军113师向三所里穿插,堵住美军南逃退路。

  这是一次超越极限的强行军。113师必须在一昼夜,行军70余公里,插到三所里。

  行军途中,美军侦察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副师长刘海清没有让部队隐蔽,而是下达了一个超出常规的命令。

  勇敢智慧的决策,成功误导了敌机,让敌人以为这是从德川溃散南逃的南朝鲜军,敌机随之离去。志愿军穿插部队由此赢得了宝贵时间。

  此时,志愿军总部,气氛异常紧张。因为113师在行军途中,为防止被敌军发现,实行了无线电静默。

  收到这份密码电报,彭德怀兴奋地说:“好!告诉他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

  5分钟后,美骑1师前卫队赶到这里,向三所里发起疯狂的进攻。但如钉子般钉在这里的113师,没给敌人留下任何机会,牢牢锁住了敌人南逃的大门!

  情急之下,敌军在地图上发现了另一条生路——距三所里不远处的龙源里。但敌人的这一条去路,同样被志愿军113师尖刀连先行抢占。

  在距龙源里十多公里的松骨峰,志愿军112师335团3连,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展开激战,全连100多名勇士,打到最后仅剩下7人,为围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长津湖之战,是一场让亲历者想起来就会泪流满面、至死难忘的战斗。

  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第9兵团15万人,在美军侦察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进入到长津湖战场的指定位置。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据美军战场气象记载,这一年的战场夜间气温最低达到过零下40摄氏度。

  这是当年美国人拍下的美国士兵被冻死的画面,当时美军穿的是制式防寒服,配备有鸭绒睡袋。

  与对手相比,志愿军第9兵团奉命出国作战时,由于战事紧迫,许多人身着南方部队下发的单薄棉衣,在长津湖,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寒冷极限的考验。

  9兵团参战部队在冰雪荒原中,潜伏了整整六昼夜,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在那极端高寒的旷野里,伴着刺骨的风雪,十多万志愿军将士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磨砺?

  当总攻号吹响的时候,这些已经在雪地里潜伏了六昼夜的勇士们,却依然如猛虎下山,向敌发起突然攻击,迅速将峡谷中绵延近百公里的美军切为5段,分割包围。

  此时,战场上人们看到了潜伏阵地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另一幕;

  这些牺牲在阵地上的烈士,个个手握钢枪,注视前方,保持着冲锋的状态,仿佛一群随时准备跃然而起的冰雕……

  他叫周全弟,长津湖战斗冲锋号响起时,他没能站起来,之后因严重冻伤被截去双腿、双手。

  70年了,每当有人问到长津湖战斗,他只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任务,从不提失去双腿双手……

  当年遭到痛击的美军,向附近的临时机场仓皇突围。下碣隅里的一个小高岭上,志愿军第20军172团连长杨根思带领一个排,阻击美军“王牌”,陆战第1师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杨根思是闻名华东的“爆破大王”。他曾出席过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在长津湖,杨根思和战友们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捍卫着英雄的荣誉。

  为了攻下小高岭,敌人猛烈的炮火如犁地般,把小高岭炸成一片焦土,连山上的松树也被烧成了木炭。

  此时,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战士。

  杨根思是朝鲜战场上第一位“特级英雄”,荣立特等功,他所在连队后来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在朝鲜战场上,杨根思为他的连队留下了这样的铮铮誓言:“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进入平壤。中朝军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全部地区,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第二次战役历时一个月,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军一口气溃退了300公里。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哀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

  面对战场的不利态势,美国又提出“先停火,后谈判”的主张,企图争取时间,准备再战。

  为了挫败美军阴谋,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

  1950年最后一天,汉江北岸大雪纷飞。在临津江前线,部队发起冲击。

  当年的一位美军顾问,后来回忆起他看到的那一幕,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僵硬地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冲过江面,江水红了,洁白的冰雪也红了,我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在志愿军疾风扫落叶般的攻击下,敌军被迫放弃汉城向南退却。担任掩护任务的英军第29旅被志愿军第50军截住。

  照片上这位被人们高高举起的英雄叫李光禄,是149师副排长,志愿军特等功臣。面对敌人隆隆开来的坦克,没有配备一辆坦克装备的志愿军部队,毫不畏惧地与敌人坦克展开了激烈搏斗。李光禄将两个爆破筒捆在一起,塞进坦克履带,一声巨响,这辆坦克“趴了窝”。随后,李光禄又飞身爬上另一辆坦克,拉开炮塔盖,将手榴弹投了进去。一声闷响,坦克歪在了一边。顿时,阵地上响起了“揭盖盖,揭盖盖”的吼声。伴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敌军一辆辆“丘吉尔坦克”瘫痪了。

  这次围歼战,共击毁和缴获敌坦克31辆,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以步兵轻武器歼灭敌人重型坦克的成功范例。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这把军号,作为一级文物,被永久收藏,这是当年志愿军司号员郑起吹过的冲锋号。

  1951年元月初,志愿军突破临津江、在釜谷里战斗中,第39军钢铁7连的干部大部战死。司号员郑起挺身而出,带着仅存的7名战士继续与敌搏杀。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寡不敌众的郑起吹响了冲锋号,敌人纷纷溃散。

  战后,郑起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1951年国庆节,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2019年,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新的司号制度。“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在军号声中传承。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推进到接近三七线,攻克了汉城。1951年1月25日,敌军以25万兵力,向志愿军发起新的攻势。这样,第四次战役开始了。

  交战中,美军发现,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一直存在着缺陷,随身携带的粮食弹药只能维持7天的战斗。

  随即,敌人采取“磁性战术”和“火海战术”,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如果说长津湖之战是一场攻坚战,那么,汉江南战斗就是我军历史上一场惨烈的阻击战。

  白云山,位于汉江南岸一处高地,是敌我双方争夺的一处战场制高点。战斗中,一个叫高喜有的战士成为高地上最后的堡垒。

  战后,经志愿军总部批准,50军授予149师447团“白云山团”荣誉称号,这是入朝参战部队中,唯一享有如此殊荣的团级单位。

  第四次战役,历时87天。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灭敌人7.8万余人,歼敌人数超过前三次战役总和,敌人平均每天付出900余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1.3公里。

  志愿军实行轮战方针,后续部队相继入朝,1951年4月22日晚,中朝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宽达200多公里的正面战线上,全线发起进攻。打响了第五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100多万,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这把珍藏于军事博物馆内的冲锋枪,是志愿军63军187师战士刘光子的佩枪。在第五次战役雪马里战斗中,刘光子拿着这把枪,在战友的配合下俘虏了63名美英军。

  1951年4月24日拂晓,刘光子在一处山梁下发现敌军一个正在准备逃跑的炮兵连,情急之下,他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打蒙了山下的敌人。这之后他让两名新兵隐蔽射击,威慑敌人,自己一马当先冲向敌群。敌人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志愿军从天而降,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就这样,浑身是胆的刘光子和两名新兵创造了志愿军单兵俘虏敌军人数最多的纪录。刘光子也因此被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

  铁原是三八线中部连接汉城与平壤的交通枢纽。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奉命要拿下铁原。

  范弗里特创造了一个军事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即一个小时打完了4000吨炮弹,这是美军标准弹药量的5倍。铁原阻击战成为一场突破了火力极限的恶战。

  在这场惨烈的阻击战中,189师出现了“狼牙山”式的英雄群体。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副排长李秉群带领7名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殚尽粮绝。他们毅然选择纵身跳崖,五人壮烈牺牲,三人被挂在悬崖的树枝上生还。

  铁原阻击战中,63军189师奋勇作战,承受着巨大的伤亡。一个师仅能缩编成一个团,师长蔡长元也身负重伤,体内11枚弹片,陪伴了他一生,直到去世。第63军在这次战役中,取得歼敌1.5万人的战绩,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经过五次战役,志愿军把战线由鸭绿江推回并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的疯狂气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面对一个个满面硝烟、衣衫褴褛的钢铁战士,他满怀深情地说:“祖国人民感谢你们,我彭德怀感谢你们!”

  在野战医院,彭德怀看望指挥作战时负重伤、昏迷四天的傅崇碧军长。傅军长见到彭总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兵”,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1984年9月,《四川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一位失去联系的志愿军英雄柴云振。

  柴云振是第15军45师的一名班长。在朴达峰阻击战中,他们全班只剩下5个人。大量敌军攻占了我军阵地,柴云振率领全班,仅用十多分钟,就把阵地夺了回来。负伤战友退出战斗,阵地上只留下他一个人,在之后与敌人的搏斗中,柴云振右手食指被敌人咬去一节。之后,他身受重伤,昏死过去……

  战后,志愿军总部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庆功会上,奖章和证书却无人认领。他被转移到后方医院,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张贴着他的画像,并说这是“烈士遗像”。

  第15军军长秦基伟却抱着一线希望。他说:“一定要找到柴云振!”

  1984年,柴云振在有关工作人员帮助下,与部队取得了联系。

  1985年,受将军之托,同是抗美援朝的参战老兵、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的李娴娟前往四川岳池县大佛乡,见到了正在地里忙碌的柴云振。原来,在住院一年后,他拿着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书,复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岳池务农。

  李娴娟带着满腹的疑惑问柴云振:“你为什么不去找回属于你的荣誉和待遇呢?”“难道你就不想念你的老战友?”

  1985年底,柴云振如探亲般回到了老部队。

  面对这迟来的荣耀,老人心静如水。当再次离别时,柴云振谢绝了部队的挽留,像当年一样,返回家乡。临行前,老军长问他:需要组织为他做点儿啥?他连声说:没得啥,没得啥,都好!都好!

  他云淡风轻般挥了挥被敌人咬掉了半根指头的手,返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