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香港7月3日电(记者郜婕、方栋)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获得香港市民热烈欢迎。不少长期生活在香港的外籍人士也是如此,他们热切期盼这部法律能帮助香港重获安定繁荣,让他们恢复正常、自由的生活。

  “让市民重获正常生活的自由”

  凌晨5时不到,天还没亮,以色列人伊兰已经从位于九龙的家出发驾车赶到港岛西区,与几名同伴开始清洁一座天桥上煽动暴力、鼓吹“港独”的海报和涂鸦。

  这天是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在香港是公众假日。

  去年11月以来,伊兰已多次像这样在周末或公众假日早起,到香港各处参与义务清理涂鸦和路障的活动。

  伊兰加入这个“清洁小队”,是因为对“黑暴”忍无可忍。他曾在开车接送孩子时遇上黑衣暴徒堵截,车子险些被他们投掷的杂物砸中,也曾在坐巴士时碰上堵路,只能下车步行。

  去年生日那天,他再次因暴徒前一晚的大肆破坏而无法上班。街道满目疮痍,砖块遍地、窨井盖被掀走、店铺留下被打砸纵火的痕迹……看到这些,他当即报名参加义务清理活动,以另一种方式反抗“黑暴”。

  “他们声称在争取‘自由’,但我感觉他们剥夺了我在这座城市里安全走动的自由。”伊兰说。

  最让伊兰不能忍受的是,无处不在的“黑暴”让他为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忧心。学校因暴徒堵路破坏而停课;他的孩子在学校附近看到“黑衣人”组“人链”,一度表示“害怕上学”。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但必须以文明正当的方式表达,而不是强塞给别人。”伊兰说,他时常带着一小罐灰色喷漆,把孩子上学路上非法张贴、涂鸦的煽暴标语遮盖掉,因为“不想让下一代暴露在这些散播偏见和仇恨的字句前”。

  来港18年,伊兰在这里娶妻生子,早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看到这个家持续遭“黑暴”肆虐,他期盼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能够恢复安定,市民可以重获正常工作、生活的自由。

  在他看来,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都会做的事,反对派和某些外国政客所谓“香港国安法损害市民权利和自由”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如果你只是在这里正常工作、生活,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说,那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才真正有理由担心。

  “为香港更好未来打下基础”

  伊兰加入这个“清洁小队”,是受朋友丹的邀请。

  来自澳大利亚的丹在香港工作、生活了22年,见证了香港回归以来的发展变化,更对过去一年的乱局深感痛心。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不安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说,持续暴乱严重伤害香港的经济和人们对香港的印象,让不少市民因恐惧而沉默,抹杀了这座城市的多元化。

  丹认为,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影响无疑是正面的,不仅体现在止暴制乱,更为香港探寻更多发展机遇、开拓更好未来打下基础。

  从事咨询业的丹说,香港本是适合做生意的地方。随着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这里的营商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我们需要稳定安宁的环境,才能在香港长期生活发展。”

  对于有外国政客批评香港国安法并以此为借口威胁制裁,丹斥之为“双重标准和伪善”。他说,各国无一例外都有责任保护本国及国民安全。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国安法理所当然。

  丹认为,即便某些国家以此为借口实施所谓制裁,“现实情况是人们还是会来香港做生意,把香港作为通向中国内地的桥梁”。

  “你只要到距离香港不远的深圳看看,或者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就会意识到融入国家发展将为香港带来的巨大机遇。”他说。

  “香港国安法早就该颁布了”

  50岁的瑞士人安德龙也与伊兰和丹一样,成为暴乱中勇于发声的外籍人士之一。

  安德龙3年前来到香港,从事金融咨询工作,去年亲眼目睹了“黑暴”在香港肆虐。

  “从早到晚暴力事件不停在我身边发生。”他说,“香港一直都是文明、幸福、充满活力的地方,去年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

  由于看不惯暴力行径,安德龙多次参加反对暴力的游行和集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和朋友一道在街上清理暴徒设置的路障。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发声,抗争不义之举。我还在邀请更多的朋友,为了反对暴力、恢复和平,一起行动起来。”安德龙说。

  由于勇敢对暴力说不,安德龙曾被暴徒盯上,他和家人的个人信息在网上被人泄露。安德龙痛斥这种卑劣的行为:“那些自称支持自由和民主的人,实际上却在损害自由和民主。他们的暴力行径十分危险,会把香港推向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边缘。”

  安德龙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必要且迫切。“香港国安法早就该颁布了。外国势力一直在影响香港社会,煽动反中情绪,甚至在为‘颜色革命’做准备。有了香港国安法,才能保护香港免受外国干预,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

  安德龙说,西方国家关于香港国安法损害“一国两制”的说法十分荒谬。实际上,香港国安法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个制度。

  “事实胜于雄辩,香港回归23年来,中国一直信守承诺,坚持‘一国两制’。而香港国安法也和其他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担心或害怕。”安德龙说。

  尽管受到威胁,安德龙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其实,我最害怕的反而是我没能够站出来发声。”安德龙说,他希望未来能对自己的孩子说自己也曾经为了反对暴力而抗争。他认为,这是对下一代最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