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范凌志】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从来不缺乏伤感又温暖的故事。6月初，澳大利亚人Ken Storey在中国旅游期间因突发疾病去世，在极度悲伤之际，Ken的妻子和子女仍然选择捐献逝者器官，尽管由于身份证明未在身边，捐献未能完成，但他们表示仍愿向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捐款。
12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逝者Ken的亲属，她们对记者说，在举目无亲的中国，仁济医院的OPO(器官获取组织)医护人员给她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协助，在回国后愿将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发展介绍给家乡民众。
澳大利亚人Ken Storey与他的妻子Jenny Storey坐着游览车穿梭在五月的北京胡同里，这是夫妇二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他们亲吻对方，满脸幸福————在仁济医院，Jenny让《环球时报》记者观看手机里这段暖心的视频，令她心碎的是，这已是两人最后的温馨片段，5月30日2点40分，已抵达上海的Ken Storey突发心前区疼痛、神志不清，遂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经诊断为心肌梗死、伴随原发性高血压III级(极高危)。院方积极抢救治疗，但始终深昏迷，于6月7日上午去世。
经仁济医院(仁济医院有器官获取资质)器官捐献协调员与患者妻子和女儿沟通，家属同意捐献患者Ken Storey器官。但患者与妻子来中国旅行，没有携带有效亲属关系证明，患者病情进展快，遂没有完成器官捐献。面对《环球时报》记者，Ken的妻子和女儿尽量用轻松的语调来回答问题，但频繁的拭泪说明克制情绪并非容易的事。
照片从左至右分别为 ：Ken的妻子 Jenny 、Ken的二女儿Emily 、Ken的大女儿Myfanwy
“我们原本捐出父亲的肝脏和两个肾脏，这样或许可能帮助三个家庭。父亲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他想做的事情，这也是让我们的决定变得容易的重要原因之一。”Ken的大女儿Myfanwy是一位建筑领域的律师，坐在她身边的妹妹Emily——一位长着东方面孔的女士——是Ken早年间领养的，这也印证了她们父亲的慷慨。
Myfanwy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陌生的中国，医护人员自始至终都在帮助她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只会说英语，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获取医疗记录、如何支付账单以及所有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医护人员的协助下，Ken已于11日完成遗体火化程序。
“器官捐献有一个严格的流程。”同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张继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国人在华捐献器官与中国人流程上一样，首先要有本人和亲属的同意，这里就需要证明你是逝者的亲属，相关的证明及文件的签署，则需要协调驻华领使馆来提供协助。此外，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必须要达标，要有权威机构的认定。张继东说，上海有八家具有器官获取资质的医院，OPO的协调员会先和病患家属接洽，如果家属同意，就按照流程，通过取得省(直辖市)级资质的专家来做脑死亡判定。
中国医护人员的悉心帮助给沉浸在悲伤中的Ken的亲属莫大的温暖，她们最终作出捐献器官的艰难决定也来自于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信任。“决定是我们四个人(Ken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起作出的。”Myfanwy说，她从协调员处得知，中国从2015年，自愿捐赠已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但在她的国家，搜索引擎上更多看到的是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我们将告诉其他人，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合法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
“中国医护人员对逝者及其亲属的关怀和协助，对任何国籍的人士都是一样的，而且无论最后是否捐献成功。”张继东说。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初，132万中国公民登记为器官捐献者，其中基金会施予受网站志愿者登记96万。2018年全面完成器官捐献案例6032例，加亲体移植在内，全年共进行了20200例器官移植手术
“捐献器官、拯救生命是如此神圣的事业。我们希望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更多的人与他们的家人认真讨论这件事。”Myfanwy说，在这次经历后，她和弟弟妹妹都决定在未来捐出自己的器官。
“咚咚锵” 鼓点起赛龙舟 端午将至好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