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一股拿国企低效说事的论调忽然嚣张起来，充斥于媒体舆论。

　　如“彭博报道”讥讽“倘若把中国臃肿且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视为一个国家，它会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家“大部分资本被分配给了一个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企业群体”，将“国有企业Vs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就可发现“非国有企业几乎总是效率更高”。

　　来自“中金公司研究部”某主管的报道，用7张图证明国企低效，指责“国企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杠杆率大幅上升，但效率却越来越低下”。

　　还有个“安邦智库”，竟然以《钱给国企还是给社会？这是个问题》为题发文，警告“在新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中，如果国家控制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还向过去一样流向国有企业，为国有经济继续输血，将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结果——低效的国有经济占用大量资源后，将在L型走势的轨道上拖垮中国经济！”扬言“中国要在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如何投放资源、如何分配经济资源的选择：是继续投向低效且只占经济规模少数的国有企业，还是投向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正如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人们不仅要问，曾几何时，在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要求下逐渐销声匿迹的“国企低效论”，为何能够卷土重来，甚至危言唬吓？说白了，是要借去产能调结构之机削弱国企，为再推国企私有化造舆论。

　　我国国企整体高效远非私企可比

　　评价国企效率高低，长期存有争议，这与考察问题的角度有很大关系。中国国企不同于西方为私人资本拾遗补缺的辅助性国企，而是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基础的支柱性国企。考量中国国企的效率和效益，非私企所能简单类比。一些学者用私企的效率标准片面进行实证分析，在貌似公正的数据包装下断言国企低效，这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我国国企既要追求企业利润和效益，又要承担国家战略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更多责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起来看，国企的整体效益比私企要高得多。

　　一是从对国家战略发展功绩看，建国60多年来，我国国企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人民根本利益创造的发展效率和效益举世公认，绝非私企可比。

　　新中国成立后，依靠发展国企，在很短时期内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数十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国企发展虽历经坎坷，但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一直高于10%，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以央企为主的大型国企，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对世界经济风险和支撑国家经济战略发展大局上，必须承担和发挥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外投资、资源收购和企业并购等，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影响力，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航母舰队”。

　　据《财富》杂志1994年公布第一份世界500强名单，到2016年公布最新排行榜，中国上榜企业名额连续13年增加，从最初入围仅3家到现在有110家，其中国有企业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占比接近九成；最新榜单中，前50强的中国企业共有12家，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

　　可见，即使在全球市场不景气、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情况下，中国国企仍然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排名进一步上升，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不可小视的竞争对手，促进了国际战略格局的积极改变，这样的历史功绩是国内私企无以迄及的。

　　二是从对国家公共财政贡献看，虽然目前在我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劣势，但在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金及附加占比中，国企却远远高于私企。

　　2012年全国企业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金及附加占比中，私企仅为13.0%，而国企高达70.3%。2014年规模以上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的23.7%，但上交税金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44.6%。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那个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央企利润同比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同比增长18.6%，这是私企根本谈不上的。

　　由此说明，衡量企业资产回报率高低，不能光看企业的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还应看回报的利润给了谁。是回报给私人老板，还是回报给国家和人民，对于一国经济振兴、强盛和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三是从资本投入与产出的综合效益看，国企比私企的层次要高得多。

　　国企不能只重短期效益，更要关注中长期发展，引领和承担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一些公共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如高速铁路、大飞机制造、卫星通信导航、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等重大项目，投入巨大，周期较长，不可能立马见效，但一旦见效，对整个经济社会发挥的作用力和对国际竞争产生的影响力，绝非一般企业可比。

　　国企是科技创新的领军力量，技术进步是其效率考量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绝大多数重大的先进工程和技术项目由国企承担；我国经济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资料和重要消费资料的生产领域，80%以上的技术产品都是由国企提供。总体讲，国企的科技含量、产品质量和发展后劲比私企强得多。仅以中央企业为例，从2006年到2009年科研投入年均增幅高达37．3％，建立了占全国46．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且囊括了历年全部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从企业对社会就业创造的贡献看，也并非有人所言是“国企占用了大量资源”，而“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几乎为零”，“如此令人失望的成绩单应该是中国经济资源错配的又一佐证”。其实，在国家改革政策下，过去20年国企一直处于数量收缩状态，而技术集成度不断提高，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被私企占据发展，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用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来衡量国企与私企优劣呢？

　　客观地说，在目前非金融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央企创造的就业规模与美国企业大体相当。而在国内，就单位企业或单位企业资产所提供的社会就业规模，国企大大超过私企；且国企职工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也明显高于私企。我国国企还承担着扶贫帮困、抗御风险、应对灾害、优化生态环境、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支持国防布局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社会职能，这些担当必然给国企加重负担，表面上看是降低了企业效率，而实质上是国企给社会发展带来了私企无可比拟的高效益。

　　四是从成本和利润比较看，我国国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私企竞争，同样表现出经济高效性。

　　有研究表明，国企能够严格遵守国家规定，所承担的税负明显高于私企，节能降耗的成本也高于私企，还承担着养老帮困、抗御风险、应对灾害、维护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收入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

　　以本世纪头十年（2000-2010年）为证，我国工业国企资产年均增长11.4%，而利润年均增长19.9%，这是举世惊叹的成就。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和2.3万亿元，是2003年的4.7倍；截至2015年底，所有者权益40.1万亿元，是2003年底的4.8倍。据有学者研究，1998—2006年，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维持在30%以上，而同期私营企业的增长率仅为25%左右；2005和2006年，国企的成本费用利税率分别达8.44%和7.09%，而私企则仅为4.93%和5.27%。可见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和效率水平比私企只强不弱。

　　有种论调，把国企任何一点绩效都贬责为靠资源“垄断”而予以否定。事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国企绝大多数都处于非垄断行业，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并不享有特殊的垄断占有条件。真正属于垄断行业的企业极少，且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像水、电、油、气和铁路等垄断性行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价格都由政府制定，由于政府定价要考虑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宏观经济形势、社会稳定等因素，在一个时期保持相对平稳的物价水平，往往会造成相关国企政策性亏损，这并不能证明国企效率低下，相反是社会优越性的表现。

　　而国际国内铁的事实证明，一旦垄断行业被私有化，第一恶果往往就是“涨价”，这种“效率”是靠向消费者开刀割肉、转嫁负担获得的，是用社会公众利益损害换取私人资本利益提高的假效率、恶效率。

　　客观上讲，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企业个体效率有高有低的差异分布，是不奇怪的；但从总体状况看，无论是社会效益水平，还是企业本身的技术、管理和经营水平，国企都要比私企高，而且高出不止一个档次，根本不存在国企比私企低效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