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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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务下派到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负担过重、疲于应付。针对这一问题，从去年8月开始，北京市对社区工作事项进行了一次“地毯式”清理，制定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意见》，共取消市级各部门下派的150项社区工作事项，除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开展外，其他考核评比一律取消。

　　“五一”小长假，北京许多社区工作者心情不错——4月底开的一个会，让他们感到振奋。北京市民政局、组织部、社工委等联合召开全市社区减负工作推进会，要求各项减负清理工作必须在年底前完成，社区居委会行政化、机关化势头将得到有效遏止。

　　重负

　　“万能居委会”什么都包了，承担各类工作事项有322项

　　社区任务有多重？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习惯把社区看成政府的一条腿，大量的工作任务都派给社区，造成社区行政事务多、检查评比多、会议台账多、不合理证明多等问题非常突出，以至于有了‘万能居委会’，什么都做，什么都干，什么都包了，社区工作人员疲于应付。”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功能。

　　根据调研汇总分析，社区工作事项高达322项，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40个，在社区层面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26项，在社区加挂的牌子平均有17个之多，诸如除四害领导小组、家长学校、药品安全等，都以挂牌形式进入社区。根据社区工作者反映，日常工作中需社区盖章证明的事项达到32项，如果社区不盖章，后续一些部门就不办理，因此，即使不在职责之列，居民也非要居委会给盖章不可。

　　按照减负要求，今后社区办公场所将只悬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服务站三个组织机构的牌子。“其他牌子一律取消。”李万钧说得坚决。

　　“为基层社区‘摘牌子’的政策来得太及时了，希望能够真正给社区减负。”海淀区某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王佳妮说，其实社区工作人员不怕苦不怕累，就是怕应付各种无谓的检查、普查、台账、报表等，“如果减负落到实处，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走进居民家中了”。

　　改变

　　社区工作实行“准入制”，不再承担招商等任务

　　为社区减负就要严格实行社区工作“准入制”，而实行“准入制”的前提是厘清社区职责。

　　此次减负首先对社区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社区要聚焦主业，协助基层政府、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在社会动员、服务居民、协调利益关系和维护基层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今后进入社区的工作事务，实行清单管理。属于各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外，其他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事项，市级部门的须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区级部门的须经区委、区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工作事项，一律不得交由社区落实，一经发现，立即撤销、终止。

　　“过去，社区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等任务指标，以及社区作为责任主体的执法、拆迁拆违、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等事项，原则上一律取消。”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介绍。

　　记者了解到，除明确社区居委会日常可出具的15项证明事项外，北京今年年底前将取消“社区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社区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等27个工作机构，并将取消“幸福社区”“老干部服务示范社区”“充分就业保障社区”等25个达标评比项目。同时，除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开展的项目外，其他考核评比一律取消，各职能部门不再单独组织社区层面的考核评比活动。

　　探索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会组织，走出减负怪圈

　　事实上，为社区减负已经喊了好多年，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但大多收效甚微，甚至陷入越减负担越重的怪圈。社区减负难，究竟难在哪里？

　　“根本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基层包揽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社会管理事务。”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董文勇认为，“很多事务本来是要区分的，行政事务由政府做，市场事务需要企业来做，有些社会事务应交由社会来做，但在传统的行政方式下，这些是不区分的，最终都落实到最基层的社区。”

　　在行政化的运作体制中，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成了街道下属机构，社区减负往往都是无功而返。董文勇认为：“社区减负，应该减掉由职能部门承担的事情。委托社区承接和办理的公益性、专业性、技术性服务等相关事项，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交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承担。”

　　“社区社会组织这几年有很大进步，但目前能力还是不足，这也是政府无法放手的一个重要理由。”董文勇认为，“但未来的方向，应该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逐步培育社会组织，把社区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实现社区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