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与人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北京的考古发现中，有关“马”的主题层出不穷。粗略地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生物意义上的“马”，是马的实体遗存，如马的化石、马车上的马、祭祀用的马、墓葬中的殉马等；其二是艺术加工上的“马”，是将“马”的造型应用于各类器物之上，如兵器、工具、佩饰等，或具体或简约焉。一些墓志或墓葬彩绘壁画上十二生肖中的马，也可归为此类；其三是雕刻工艺上的“马”，即马俑，不具有实用功能的意义。

　　◆旧石器时代的马类化石

　　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以上。自1927年以来，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发现马类化石500余件，都被研究者归为奇蹄目的三门马。

　　三门马广泛地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于现在的马，它们头骨较为低平。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三门马的四肢变化相当大：早新世的始马前足四趾，后足三趾，逐渐地向现代马类单蹄发展；股骨和肱骨变短；腓骨与尺骨退化；胫骨和桡骨增强。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它们从适应于森林、沼泽的生活转向高度地适应草原环境，向善于奔跑、吃粗硬茎叶的现代马、斑马演化。

　　◆西周的车马坑

　　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到商代晚期，马在中国已被驯化，马车得到了广泛使用。骑乘和骑驾，是马对于人类最主要的功能。北京马车的考古发现最早是在西周时期，除此之外，马还被赋予陪葬和祭祀的功能。例如墓葬中陪葬的车马坑，希望主人到另一个世界也能行有车；还发现了祭祀的马坑；还有一些马随葬在主人的墓葬中。

　　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墓地中，一般大、中型墓葬都陪葬有车马，只是随着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高低而在陪葬车马的数量方面有所差别。考古人员目前共清理了近30座车马坑，例如陪葬1046号墓的1100号车马坑，坑中共葬马14匹，车5辆。所有马匹都是头向北，侧卧于坑底，都不戴辔具。马骨架排放整齐，系杀死后葬入坑中。马骨之下有一层席子的朽痕。车辆被置于马骨架之上。车的木质都已腐烂，但仔细辨认，仍可认清轮廓。这还不算是多的，在陪葬202号墓的车马坑中，有42匹马被杀死陪葬。根据车上的铜饰件估计，同时随葬的车多达14辆。车马坑的发现，有助于人们了解周代的车马制度。

　　◆春秋时期的马形青铜装饰品和殉马

　　延庆玉皇庙春秋墓地中，出土了不少具有马形图案的装饰品，数量较多的有带钩、牌饰、带饰、扣饰等。

　　例如马形牌饰占青铜牌饰中的一半以上。有卧、奔、立、翘首卧、昂首扬尾奔等不同的姿态，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马的各面，反映了制作者对于马的熟稔程度。玉皇庙出土的一块马形青铜牌饰，侧面右向浮雕式，通长6.7厘米、通宽3.4厘米、重20.6克，面阔吻方，露齿，颈部有辔饰，尾部捆扎綯纹；收腹提臀，尾后张，呈奔跑状。眼部、腮部、股骨头、前后肢中部关节、两蹄端和尾端各有一个凸沿嵌窝，内直径约0.3厘米，背面颈部和臀部各有1个横向条形穿鼻，长约0.8厘米、宽约0.3厘米，前者略倾斜。这件牌饰，不仅是一件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物，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些随葬品，是主人生前佩戴的饰物。它们的出现，表明了马与墓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主人对于马喜爱且依赖。

　　除了这些器物外，很多墓葬中还有殉马。殉马是随主人一同下葬的马，它们的总数达120只。马头骨大都被完整地保留，肱骨绝大多数是连蹄的，吻部一般向东。有意思的是，有殉马的墓主人大多是男性，不知他们生前可是驰马纵横的骑士？例如250号墓，在墓圹东端的二层台上和木椁东端盖板上，殉有马头骨7个，马腿骨10只，旁边还摞有牛、羊、狗三类家畜的骨骼。

　　将马等家畜作为殉牲与主人一同下葬，可能是将其视为财富与社会身份的象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马的饲养已有一定数量。《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有研究者推断玉皇庙墓地的主人正是古代的山戎族。若这一结论正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马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环中马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