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公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当时还有不少球迷担心：“口号已喊多年，需要真心去办！”随着昨天脱钩具体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正式出炉，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真心”已毋庸置疑。

　　不过，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毓毅表示，中国足球改革要循序渐进。言下之意，破冰不可能一蹴而就。

　　丢掉一顶乌纱帽

　　一位路透社记者曾这样评价中国足球：一个国家的足协理应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本身负责。但这么多年来，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实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足协对本该由市场运作的职业联赛干预过多，依然秉承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有时甚至有“滥权”之嫌；另一方面，对联赛、对国字号队伍的管理却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这次，中国足协去掉了行政化，等于去掉了头上这顶乌纱帽。

　　亚足联讲师、德国科隆体院硕士吴金贵坦言，“去掉一定乌纱帽，得换来一列火车头。”谁将成为新的足协主席，谁来当这列火车的司机？

　　人选并非定式：既可能由一位民间人士来担任，比如在球迷中呼声颇高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而从合法性来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都完全符合规定。有报道称蔡振华曾公开表示过，自己有意愿放弃公职参选。张剑也说过，不在乎官位，愿听组织安排。

　　李毓毅认为，未来中国足协主要领导应该不会有变动。吴金贵对人选所具备的特质有一个理想的模型：对足球有热情，同时文化水平、社会经验、管理能力都较强的足球专业人士。他拿日本作为例子，1976年，新日本制铁公司社长平井富三郎出任足协会长，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从战略高度规划足球发展，启动了日本足协的现代化改革，做到了足球专业人士做不到的。新足协，或也需要这么一位优秀企业家。

　　出国批次不受限

　　《方案》指出，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完成后，中国足协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受因公出国批次限制。

　　目前，中国足协正式员工80余人，包括张剑以及其他几位副主席在内的50余人享受总局事业编制。管办分离后，他们将面临抉择：留在新足协，就要放弃事业编制；若选择保留编制，将由总局重新安排新工作。记者了解到，大多数人看好未来的足球产业，倾向于继续留在足协工作。加上新足协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未来新的足协会在薪酬待遇上比原来更有吸引力。

　　“机遇和挑战是共存的！”如今的上港俱乐部总经理隋国扬，以前是上海足管中心主任。他说，事业编制的人员在“脱钩”之后，要努力适应新形势，不然会被市场淘汰，而这也有助于足协形成一批真正具备先进职业素养、和国际接轨的人才。

　　作为体育系统体制改革的“第一个试验田”，新足协要面临的问题也都是前无古人的：人事、薪酬、财务、外事等制度虽有改革方向，却没有攻坚的具体措施。与民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公安机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如何联动、进行配套改革，都是摆在中国足协面前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方案中对于撤销足球中心用了“适时”一词。

　　重写一本账本

　　受“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消息影响，昨天股市体育产业板块涨幅达7%。有业界人士预测，足球改革走出了实质性一步，这是个利好消息，中国足球产业未来4至5年内有望迎来井喷式发展。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海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足协脱钩”对之后的体育改革有着示范意义，“中国足协将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不再是以完成国家体育总局自上而下的任务为目的。它将更多地从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引领足球运动。”

　　什么是从需求出发？当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足协和各俱乐部在利益和资源上的分配矛盾。足协完全拥有中超联赛公司产权，联赛投资人和俱乐部没有任何产权，俱乐部对中超联赛有限公司没有经营权，俱乐部只能拿到门票权益和被足协挑剩下的广告牌经营开发权，以及很小一部分的股份。可以说，通过职业足球市场化赚取的利益没能转化为职业足球生产力的扩大，而是让足协自肥。这也导致足协和俱乐部之间总是矛盾不断。

　　吴金贵认为，中国足球未来发展可以借鉴欧洲足球的经验，逐步把市场交给职业联盟经营。一方面，完善足球俱乐部制度，确立足球俱乐部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足球俱乐部公司制度，完善内部人才使用和薪酬制度，鼓励多元资本投入和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足球俱乐部；　另一方面，未来的职业联盟可以逐步改革足球赛事收益分配机制，合理确定足球比赛收入的分配关系，足球电视转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确保各方取得合理收入。

　　本报记者 姚勤毅 秦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