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习话·远山的回响】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的讲话


  编者按:

  村庄中,汗水滴下种子发芽

  远山里,忘我耕耘,希望在茁壮

  千年脱贫梦想

  百年躬身耕耘

  振聋发聩的决战号角

  远山阵阵回响,谱写全民一心的战歌……

  值此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际,央广网特别推出系列报道《远山的回响》,谱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揭开献礼建党一百周年的序幕!


  央广网益阳11月18日消息(记者王晶)作为女人,陶淑元过了50岁,生活才得以平静下来。

  十年前,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带着两个娃,四处打零工,讨生活;几年后,第二任丈夫和婆婆又意外离世,自己身体里的肿瘤,也近乎危及生命。

  命里克夫,婚姻衰败,村里的闲言碎语,陶淑元一度难以抵抗。

  陶淑元也不怪谁,生活总要继续。

  所有的际遇都归咎于“贫穷”二字。偏僻、原始,在湖南益阳市桃江县,最穷的乡村大都散布在深山老林之中,陶淑元一家世代也都生活在这高山竹林之下。

  眼前数不清的竹子,高高低低,总让人看不清尽头。在遇到扶贫办主任胡喜明之前,陶淑元觉得,她这辈子“到头了”。

陶淑元所在的九岗山村(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在县政府的大楼内,扶贫办主任胡喜明的办公室可以轻易被找到,桌上除了两盆花草、一个茶杯,便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文件。

  下午4点,他下乡回来,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一个电话又打进来。

  “是陶淑元,家里最近大小事又和我念叨了一会。”就像接到老朋友的问候,胡喜明看起来颇为兴奋,放下手机就和记者讲,“以前不太爱讲话,现在有什么事只跟你讲,这说明什么?”

  他将问题抛给记者,随后又快言快语,“你参与到她的生活里了,你不是外人了。”

胡喜明穿过几片竹林,前往一位贫困户家探望(央广网发 胡喜明 供图)

  贫困,从发生到消灭

  点开胡喜明的微信,几乎每一条朋友圈都与贫困户相关,记录的,尽是与之相处的点滴、细碎日常。就像陶家这些家事,没人比胡喜明清楚,包括她要再嫁,也想听听他的意见。

  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扶贫办主任,胡喜明要念的,是全县233个村(社区)的“脱贫经”。

  胡喜明的社交圈很窄,除了工作,便是回到家里,但仍觉得时间不够用。

  不分四季,7点前就到单位,几沓的调研材料等着他细化。他腰椎有毛病,久坐个把小时,就得在沙发上倚上一阵;下村入户更是必须的,就像接受采访这天,他刚从几个村子风尘仆仆地赶回来。还有几个小时的山路,他要带上记者一起走。

  桃江县,人口近80万,属南方丘陵地区,最穷的乡村大都散布在深山老林之中。胡喜明一边脚不停歇地做事,一边又在消化着其中的累。

  他要帮扶的,都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最难解决的部分。

  “家里6口人,只有半个明白人。”胡喜明在讲这一户时,刚还舒缓的神情瞬间没了,“父亲死了,老婆、三个孩子、母亲全是智障”,胡喜明一进院,一家人把他给围上了。和他讲话的,是男主人,“是瞎子”。

  最难的,不是只有这一户。

  10年来,这个中国楠竹之乡,通往周边城市的路逐渐畅通,竹林资源逐渐打开销路,而南下务工者也不计其数。仅去年,桃江县4万贫困人口中,近1.5万人前往广东等地做工。

  而留下来的贫困户致贫的原因,用胡喜明的话讲,“除了身体患病,有懒病的也不少。”

贫困户曹卯生老人的原住处(央广网发 胡喜明 供图)

  这就是一条实打实甘苦自知的路。他不拼不行,即使每月进村入户不少于15天。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并不轻松。

  “刘建平,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胡喜明刚上任的前两个月,这家就住在半山腰上,墙壁被地质灾害推倒一半,身患癫痫、儿子丢了几年也不闻不问,“我去找他,说有易地搬迁政策,村干部帮找地基。”刘建平连门都没让进,直接甩下一句,“随便你们搞不搞。”

  这句话,胡喜明说自己这辈子都忘不掉。

  胡喜明了解自己,从小也在缺衣少食的家庭长大。对于扶贫,他有着天生的敏感度,但这也容易变成“坎”。有些早已超出他对苦难的认知,甚至是积攒了半辈子的人生经验。

  他也没时间消化某些情绪,一口气又爬上千米山头。

  年过九旬的曹卯生家中,墙壁是泥巴糊的,连电灯都没有;更戳人心的是,身上挂着的引流袋,九年未更换过。致贫的理由是:刚脱贫的儿子拒绝赡养老人。

  胡喜明边抹泪边骂人,“村组的党员干部哪去了?”随后就在屋里点着蜡烛开专题会解决。第二天,老人搬到儿子家。

  这绝不是个例。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精准扶贫光靠“情感”不行。

  此后,经胡喜明提议,由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敦促赡养义务人履行赡养义务的通告》,很快得到推广。

  ……

  他这不是在和谁较劲,也不是为了做给谁看,他心里有一面镜子。

  胡喜明二十多岁时,曾常年在区公所跟着一位老书记下乡,“他上午听村上汇报,下午一定会提着包包,一路走回县里。”

  “15公里的路,做什么呢?”

  “走走停停,和纳凉的村民们抽上几口旱烟,聊会天;看到人家的牛,像农户一样,掰开牛的大口,看牙齿骨。牙口好,说明这户人家生活好。”

  如此一来,村民的状况一目了然。天黑到家了,一路调研也完成了。

  这就是胡喜明对标的点,“油盐柴米与鸡毛蒜皮中,真扶贫没别的办法,只有时间。”至今,桃江县扶贫办主任一职,胡喜明任职最长。

一位大爷在和胡喜明唠家常(央广网发 胡喜明 供图)

  否定的声音,渐渐变弱了

  胡喜明一边坦率地记录着别人的困难,一边有求必应。至今,自己仍住在90年代的老居民楼里,没电梯、没物业。

  如果翻看他的朋友圈,陶淑元的家事,在最近两年出现频率最高。而从描述的琐碎程度来看,你绝不会揣测出:这是一位扶贫办主任。

  帮扶两年了,没上过什么学的陶淑元,一见到记者,就拉着上二楼新房,操着一口方言讲,“前几天家里电线着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打电话。”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不晓得,反正就是管贫困的。”

  胡喜明只是在一旁笑,喝起了放在灶台上的擂茶。这是陶淑元特意放在那的。

  没人比胡喜明清楚,这份信任的来处。“就仅是帮她养鸡这件事,第一年还是以失败告终。”最难就在这里,“一不答应学,二不答应销,三不答应保管,我们买来鸡苗和包谷,她说顶多养一下,死了也不负责。”

  陶淑元的“气”,胡喜明愿意理解为是对命运不公的“应激反应”。亲人接连去世,好在日子平稳些了,因为门口的一座桥还与嫂子起了纠纷。想要去陶淑元家,要绕上好远一段路。

  就在同意养鸡前,胡喜明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但还不是解决鸡的事,“是思想”。陶淑元让17岁的女儿辍学嫁人,自己也要再嫁赚上一笔;还让胡喜明一次性给她一笔扶贫费,“没好话,来一次撵一次。”

  可耐不过胡喜明的“执着”,即便养了鸡,陶淑元的理由却是“我不养鸡,政府的一分钱我都得不到”。她执意要到亲戚处购买鸡苗,结果,损失了70%。

  那就再来,胡喜明自己琢磨,又找来村上农户帮忙,给出的意见是:鸡窝太密了,不透风。

  可陶淑元偏不听。第二天胡喜明又接到一个揪心的电话,陶淑元这次又哭又闹,“又死了,我说不养,你看公家的钱被你浪费了吧,你直接给我钱多好。”胡喜明只好求农场老板帮忙,又送了她两只鹅,用于防黄鼠狼。

陶淑元正在鸡圈喂鸡(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这一次,陶淑元觉得鸡死了两次,面子上挂不住,想法有些松动,“她跟我讲,晚上就在那看着,带着扇子去扇,守着鸡窝不睡觉”,讲到这,胡喜明大笑:“你看,没人愿意过苦日子的。”

  在胡喜明的帮助下,鸡窝改良版随后上新,就建在前院。

  但陶淑元的电话,又来了,“又不想养了,说养鸡扰乱邻居。”在胡喜明的记忆里,这是她第二次提出要钱。他又连夜赶到她家。这一次,是误会了陶淑元。“男朋友不靠谱,为这个事情哭。”她说,如果养鸡,难以处理男方父母那边的事。

  那一天,说悔过自新一点也不为过。她自己讲:“靠人不如靠己。”

  采访那日,陶淑元与之前的态度截然相反。一听说是采访胡喜明,和记者坐得很近,连竖大拇指。或许是碍于情面,她一口否认当初把胡喜明骂走这件事。反倒是和他开起玩笑来,“明年,我还要养上一头猪。”

  现在鸡都生了蛋,去年年末,陶淑元从床底下掏出4个蛋,非要拿给胡喜明。这次,他终于有机会与陶淑元做笔交易了,“你在家养病的儿子,要收下我这200元红包。”争执了不知道多久,胡喜明在口袋里揣上这4个蛋,回县里了。

  直到现在,陶淑元的鸡,多数是胡喜明给找的销路,但他不较劲了,“至少思想转变过来了,还怕什么?”

脱贫户汪竹军家,胡喜明正在与汪竹军交流鸡的销路(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黑脸包公”

  四目望去皆是竹林,这个原本脱贫成绩并不显著的县城,如今又交了新成绩单——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6.8%,下降到2019年底的0.24%。

  采访当天,胡喜明说,如果没有带着记者去陶淑元家,自己原本还有几个会议要开,这些会,绝不比下乡轻松,“压力看不见,但一个个压倒你。”一次,他直接倒在了办公室门口,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纯粹是累的”。

  “你在意什么啊?”

  “‘三保障’,我们说政策要落实,下面汇报讲成绩时说得一套一套的,不能只听表面的。”

  一位村干部说,扶贫办的督查人员来村里检查,在别处,可能因为扶贫日志写错一个字,“要扣分”,但胡喜明到村上,就两件事,“一个是暗访,另一个就是暗访后的批评。”

  记者将原话转述给胡喜明,他仰面大笑起来,“我就是桃江最大的‘恶人’”,随后又一脸严肃,“要是讲问题,给我三天都说不完。”仅去年,桃江县就整改了700多个问题。

  胡喜明讲话一向直来直去,贫困户不怕他,但下面的村干部可不行。“15个乡镇排名,倒数第一的,就通报批评,如果连续三个月,区级乡镇的就地免职。”这规则是胡喜明定的,随后“五个一”扶贫工作机制在全省复制推广。

  他太爱找茬了,还总喜欢出其不意。越讲越起劲,茶都续了三次。

  有一回,他从电视台搞了台摄像机,带上县委副书记,花了三天时间,悄咪咪地走了15个乡镇。“不是报道我们,直接去查哪一户危房没落实,哪一户没参保等,有老人,有的是校长,都有画面。”

  来到高桥村,一位老奶奶讲,孙子很想读书,被退学的主因就在于班主任的“责骂”,胡喜明又到学校去,学校给出的理由是,“就是孩子不想念,义务教育阶段没读完就辍学了。”

  他把乡镇党委书记喊过来,就看片子,一分一秒地看,都不作声了,“结果是老师受到处分,很多就是这样子。”现在提起,胡喜明还是很愤怒,“你不踩到底,就在上面布置一下,落实不充分的。”

  他太爱较真了,好多人到县上告他的状,“子虚乌有的,说什么的都有”。

  “那你怕吗?”

  “不得罪他们,就得罪老百姓,你选一个。”

  胡喜明常常感到不安,永远没有放松的那一刻。即便县上43个贫困村已有37个脱贫摘帽,剩下的6个贫困村也有望今年底全部出列。

  这种不安,用胡喜明的话讲,是骨子里带来的。“我不会骗人”。他说,在基层,政策的监督落实,是“命门”。

  前天下午,他又去调研,地点在光伏电站。站内增设公益岗,解决贫困户就业。

  介绍情况的同事还没开口,他瞄一眼材料,“环境卫生监督员”,他随即摆手叫停,“你们安排了一个卫生员,要去搞清扫;可搞个监督员也是贫困户,你给他钱,还能起到监督作用吗?!”

  胡喜明火气一下就来了,这就是“随意安排名目、变相花钱”。

  他一急,嘴上的水泡说来就来。就在记者刚到桃江县,联系胡喜明时,他就一直在开会,县上的人事、就业局局长都在,主题就是“公益岗位的规范化管理”。

  他就是这么个急性子。获此评价时,还为自己“辩解”:“就得有人干这个事,你上去了像打仗一样,没退路,你只能往前冲。”

地处竹山下的脱贫户,刚刚翻盖的新房(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脱贫之后

  胡喜明习惯把头发剪成年轻人追捧的“寸头”,但仍遮不住大片的白发。

  2019年,来北京领取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胡喜明偏要坐高铁来,原因是出站就能换乘地铁、坐飞机浪费时间。初次接触胡喜明的人,确实会被他“拼命三郎”的标签吓跑。就连同事都说,“我们主任,一听我们要加班,他就高兴。”

  其实,他还有另一面。那是心逐渐放松时的胡喜明。

  陪记者下乡时,贫困户在接受采访,一转眼他就和这家的小孙子玩到了一起;吃饭的功夫,也不忘发布一条记录贫困户家山上美景的抖音,上面还俏皮地配上了几个字,“桥通了,鸡养好了!”

  “接地气,不讲形式,像邻家伯伯。”这是来自一位当年被胡喜明治掉“懒病”的贫困户的评价。

  胡喜明的这种性格特质,也早就延续到了他制定的诸多政策上。他在村里推行“一月一宣传”机制,“就不是那种很严肃的会议形式,把扶贫政策跟你讲清楚。”胡喜明也参与过,每次都出乎意料,农闲时参与的人很多,有时还搞个有奖问答,奖品就是牙刷牙膏之类的小物件。

  也正因为胡喜明的倡导,桃江县通过脱贫模范户评选,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呈现出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新气象;创新提出的“幸福安居工程”,也让全县近800户特困户搬入新家;他还倡议整合利用扶贫、农商行等14个部门的系统数据,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这项工作,比省里实施的基础数据平台足足早了一年。

  眼下,他又有了操心事,桃江的百亿竹林产业,如何与贫困户的就业紧密结合。“这是脱贫后的致富秘笈。”

  而提到他自己,胡喜明有一个心愿,有关儿子,可他没有继续讲下去。

  这几年,不时有媒体来访,“有担当、有情怀的扶贫人”的报道铺天盖地。但在他看来,这些荣誉对自己好像没什么帮助,至少不能消除对儿子的歉疚。在儿子最需要父亲的那些年,他却选择了做“别人的家人”。

  他的另外一个心愿,旁人看得清楚。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他只希望:放下这一切,全身心地参与到儿子的生活里去。

  他为儿子感到骄傲。县上不少村子的文化墙上,都有儿子的画作,那些以乡村振兴、美丽乡村主题为背景的涂鸦作品,让不少沉寂的村子又“活”了过来。

  这是他与儿子心离得最近的一次,这让他恍惚觉得,父子俩彼时是在同一战线:他在让乡村走出贫困,而儿子,则在接上这一棒,让乡村变得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