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2月11日（记者王晓蕾 梁爽）上身立领绣花半身旗袍、下身黑色阔腿西装裤，三尺讲台上，蒙曼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教室不大，总会挤满了学生，还有很多从外地慕名而来听课的人。
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后，蒙曼被越来越多人熟知，虽然工作忙碌，但每周二周三她总会准时出现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室中。
现在的蒙曼除了参加电视节目，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能做就做，我觉得也谈不上平衡协调，除了不能有任何冲突、必须要做的上课，剩下的时间，我愿意多做一些事情。”
蒙曼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贫瘠的”七八十年代：书籍“富足”了精神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蒙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前期，蒙曼小时生活的县城狭小、粗糙、清贫，书籍成了认识世界最宝贵的资源。在她的印象中，父母不是拿着书看，就是伏案写些什么。
读书一直是蒙曼一家的家风，也似乎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蒙曼回忆，当年爷爷为了多看一本自己没有的书，干脆用毛笔抄书一天一夜；而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父亲就会在结了窗花的窗户上写诗，“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儿时的记忆中，窗户上的行行古诗就是指引蒙曼通向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第一次，在父亲的手下她感受到传统诗词的魅力。
得益于父母的影响，读书成了蒙曼最大的爱好。蒙曼说，小时候很多地方理解不到，但后来慢慢发现中国古代家庭的智慧与当代并无很大差别。“比如在唐诗故事里有首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用20个字就把中国古代家庭关系和女性的细腻心思描述出来，越想越有趣。”
蒙曼与父亲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华书店是人们接触书籍最直接的渠道。当时只要书店进新书，父亲都会带着蒙曼去买书。书买的多了，后来书店直接就会把书单手抄本送到蒙曼家中，一家人坐到一起勾选图书。“打开书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给人的精神刺激不亚于现在拿手机玩游戏，并且书能给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到了上中学的年纪，父母为了让蒙曼专心学课业知识，用柳条箱把课外书都锁了起来。这可急坏了蒙曼，就在父母睡午觉的时候，她蹑手蹑脚的溜进父母房间，找到钥匙，轻轻地把锁打开，但因为箱子上有太多东西，瘦小的蒙曼没办法探头看见里面，只能把一只手伸进去随便摸出来一本，然后慌忙“开溜”。
第一次“盗书”，蒙曼拿到了《红楼梦》第四本，在此之后，她只要一找到机会就会把看完的书偷偷放回去，然后再随便摸出一本。就这样，年少的蒙曼颠三倒四地读完了《红楼梦》第一遍。
“浪漫的”九十年代：改革带来“满眼春”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3月26日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通讯发表，成为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杀人”，这句来自唐代李贺诗中的名句，蒙曼很小就曾在书中读过，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掀起了中国文化改革的浪潮，也改变了她和中国学者们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蒙曼也走进大学。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她说，1992年的大学比现在要“浪漫”。“那个时候满草地都是抱着吉他的男孩，唱歌、跳舞的女孩，学生并没有那么焦虑，找工作不像现在压力那么大，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想那些形而上的东西。”
“我父母这一辈知识分子是伴着硝烟成长；我们这一辈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成长”，蒙曼说，父母那一代的大学生是比较绝对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因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他们那一代表现的特别明显。
蒙曼与学生们交流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我们这两代人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比这一代年轻人要强；那种家国情怀，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那种情怀，可能也比现在的年轻人要强一些。”一家人从事的教育工作，几代人教育氛围的变化，蒙曼都看在心里，她说现在的孩子，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跟老师的关系很平等，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强，是一种经济得到发展，文化自信的显现。
“荧幕中的”00年代：从教师变“网红”
蒙曼的父母都从事教师职业，教书育人对于蒙曼来说一直都不陌生。如今，副教授的身份也继承了家人的“衣钵”，传道授业解惑也成为她的工作。
直到现在，走进蒙曼的家中，宽敞的客厅里，被书柜取代的电视墙仍很显眼，看似“特别”的布置一直是蒙曼一家的特色。她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电视柜就是用来放书的，长大后，觉得电视不如书“好看”，也没有再摆上电视的必要。
然而，家里连电视机都不放的蒙曼，却因为电视“走红”了。2007年11月，《百家讲坛》推出了三十二集系列《武则天》，32岁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成为“开坛”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那时，《百家讲坛》红极一时，易中天、纪连海等一批学者开始走进大众视野。蒙曼也是通过这个电视节目，逐渐被众人熟知，但按她自己的话说“没啥变化”。“在学校我还是老师，我的学生认识我，有自家小区，保安可能会告诉我昨天看了我的节目，提到了他的家乡。”她说，从这个人换成那个人，从被一个人知道换成多个人知道，仅此而已。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还有几位专门来听蒙曼讲课的“粉丝”，趁着课间的空档和蒙曼照了几张合影，然后又很满足地坐回了位置继续认真听课。除此之外，蒙曼的课堂上总有位退休的老大爷，每周都会按时来听课，坚持好几年了，如果有事不能来，老大爷还会特意过来和蒙曼请假。“我还送过他一些书。”蒙曼说，如果因为她的影响让更多人喜爱历史这是好事。
蒙曼在课堂上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讲课前，对着墙讲三遍，必须5分钟讲清楚一件事。”不管是上课还是录节目，这是她给自己定的要求。5分钟的内容必须能够单独成篇，在这个小段落中要有主题、有想法、有例子、有结论，让学生或者听众可以在5分钟左右就得到一个知识。这也是曾为人师的父母给她定的目标。从博士毕业到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以来，父母成为蒙曼最挑剔的“学生”。
“他们会说哪里不合适，或者这事情其实没有讲清楚。”蒙曼坦言，自己就是在他们的挑错中锻练出来的。父母属于老一辈人，他们对孩子永远不露笑脸，他们要求在业务上永无止境。
过去，只要蒙曼一上节目，父母就会守在电视机前仔细看，要是因为档期问题晚一些播出，蒙曼的父母都会第一时间问她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随着自己越来越成熟，父母也不会像原来那么关注我的内容了，这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自己做的还不错。”蒙曼说，他们已经有了更多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是好事。
“繁荣的”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传播不能没有方向感
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诗词大会，不仅“捧红”了蒙曼、易中天等文化学者，还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从“象牙塔”“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唐诗宋词、诸子百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传统文化被越来越多喜欢这是挺好的一件事。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根脉，我们现在重新追溯这种文化基因是为了让中国以后走的更稳更好更有底气”，对于这几十年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蒙曼深有感触，“我父辈那时候抱回家里的大多是政治材料，而文化是被批判的。改革开放让思想和文化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发展。”也是从那时起，蒙曼家的各式各样的书籍开始丰富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和传播也迎来了春天，不仅国学经典走进了校园、唐诗宋词搬上了荧幕、儒家文化也踏出国门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和学习。
但随着社会上“女德班”、“国学班”、“汉服热”、“尊孔热”如火如荼，一时间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变得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
“我们在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播上有的时候‘脚’跑在‘头’的前面了，文化的事情急不得。唐诗之所以最被大家熟知和推崇，因为有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沉淀，才使得格律慢慢固定下来。”蒙曼坦言，文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没有方向感。
裹脚也是一种文化，但显然是不能被继承的糟粕，因为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当今的社会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潮流。在蒙曼看来，国学最重要的是如何批判地面对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在庞大的传统文化中梳理出可以传承发扬的优秀传统文化，要面向新时代，能够跟这个时代和未来接轨。并且扬弃的过程必须是以学者为主导进行的。
好的内容也需要依托好传播和包装，虽然不经常看电视，但蒙曼对于文化的传播途径有很多想法。“现在的文化出口比任何时代都多，短视频、抖音、电视剧甚至是表情包，我坚信如果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搭载传统文化的内容？出口其实是无限的。”
共和国声音日历|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