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不同价”是一个长期以来倍受争议的话题，但由于问题涉及广泛而又深层，导致推进过程中步履维艰。

　　近日，媒体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全国人大已经“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适时修改完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此消息让人振奋。

　　至少我国在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初，这就是一个价值观领域的热议话题。比如，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救掏粪老农牺牲，引发“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的大讨论。美国电影《拯救大兵雷恩》在中国公映，也引来“八个人救一个人”值不值的讨论。

　　可以说，每一次聚集社会目光的相关案例出现，都会引来“同命同价”的呼吁。包括2007年全国“两会”上，也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表示质疑。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现代文明，同时关系政治与道义的问题，有关部门并非缺少认识高度，本次报告就认为，这涉及到“合宪性、涉宪性”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呢？

　　其一，与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有关。任何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都奠基于传统文化，封建社会形成的“官贵民贱”和“草民意识”，虽经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次涤荡，仍然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

　　其二，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过渡中形成的“剪刀差”有关。这个差别借助城乡户籍制度延续到当下，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有了大的改变，但在福利待遇等方面差距仍然明显。

　　其三，与我国特有的城市化运动的特点有关。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村农业差别很大，我们至今尚未形成普遍的农业大生产，更未达到以先进技术支撑的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类似原因导致农村中产生的优秀分子不再回流农业，而人才等级差别让“同命不同价”拥有外在表现上的合理性。

　　不管还有多少理由为“同命不同价”提供支持，只要把这个问题纳入到政治、道义和社会导向范畴，便可轻易弄清该怎样做。

　　从政治上来讲，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那么这个政权就应当将支持革命的农民推到就有的政治高度，而政治地位离不开经济地位，持续维持“同命不同价”，很难避免人们往背离初心上考虑问题。

　　从道义角度讲，“同命同价”在一些发达国家较易实现，这固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但仍然难以去除由此而来的道义判断及其影响。为什么西方特别忌讳种族歧视，也是基于道义原因。这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社会价值及其导向角度讲，走在大国道路上的中国，最重要的是激发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于民族复兴，而更大力量的激发在于各阶层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存在与价值实现。

　　当然，实现城乡之间“同命同价”并不意味着个案无差异，因为职业关系和经济关系，会有不同赔偿结果，那是另一个范畴内的问题。再者，也还有一种“命贵”，这就是为国牺牲者、见义勇为者，因为他们涉及到公益和公利，而把生命的价值推到更高程度，只是这种价值不一定完全以金钱衡量。（央广网特约评论员 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