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江勇西绕自己讲述的人生经历，他用朴实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个从西藏江达走出的孩子，在党和政府的培育下，成长为一个雪域雄鹰的感人经历。
我叫江勇西绕，是驻守在西藏边防的一名普通藏族军官。说心里话，站在今天的报告席上，我既感到无尚光荣，又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从去年以来，全国各大媒体介绍了我在部队工作的一些成绩。其实，我只是尽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干了自己份内的事，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不仅多次立功受奖，还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十大优秀青年”、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去年出席了全军英模大会，今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而这一切，都与党和部队的培养、与战友们的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一直都在想，作为一名藏族青年，一名普普通通的军官，做的也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事，而且每个人都能做，也都会去做，为什么大家却对我如此关注？我理解，那就是做人，做一个社会崇尚的时代青年。
我的家乡在西藏江达。几十年前，那里还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英明决策，青藏铁路的通车运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的家乡焕发出更加盎然的生机，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家乡的人民正享受着同内地同胞一样的发展成果。我和我们这一代藏族青年，正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
我开始对人生目标进行初步定位，是在我大约五六岁时的一个冬天。我记得那一次雪特别大，早晨打开门外面的雪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这种天气我和两个弟妹倒是很高兴，可以在雪地里好好玩玩了。但我感觉阿爸阿妈却有些忧郁的样子。也是在那一天，村里来了很多解放军，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大米、清油，帮我们修好了后面被雪压塌的羊圈，并把我最喜欢的小羊羔送到我怀里。在那天晚上，阿爸从奶奶房里拿出了那张奶奶天天参拜着的达赖像，狠狠摔到地上，并当场把像给烧了，好像奶奶和阿爸还吵了几句。完了后，阿爸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对我们几兄妹说：“孩子，要记住，始终关心我们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和金珠玛米，做人就要像金珠玛米那样。”这一句话，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它一直伴随我走过二十多年的人生旅程，直到今天它仍不时地在我耳边萦绕。后来，我上完小学，被政府免费推荐到湖北沙市第六中学上初中，又考入昆明陆军学院藏族中学。在几年的上学时间里，不仅没花一分学费，每个月还有几十元生活费或津贴。我明白这不仅是党对我们的关怀和培养，更是党对我们这一代藏族青年的期望和重托。
在我上初二的一天晚上，我觉得自己胸口很闷，有些咳嗽。咳着咳着，喉咙里突然涌起一团东西，止不住喷了出来，同学们听到动静打开了灯，我一看是一大滩的鲜血。我当时就感到：我要死了。在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看到的人只要是口里吐血了，都好像活不了多久，何况在阿爸阿妈又不在身边。没过多久，班主任万爱华老师就马上到了宿舍，当即背起我就往医院送。我在万老师的背上问她：“老师，我要死了吗？”杨老师说：“孩子，你不会死，老师不会让你死。”事后我得知得的是肺结核。这一次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每天都要老师来陪床，给我补习功课。不时还有我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来看我，同病房的一个住院的大哥哥还经常把他家给他炖的冬瓜排骨汤分给我吃。期间，我写信给阿爸，跟他说了这些情况，让他放心。阿爸给我回了信，其中一句话现在我还记得：“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你要记住那些关心你的人，以后要想办法报答他们的恩情。”
在记者们采访我的事迹时经常会问到我成功的原因。我总是回答：“我可能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总能遇到好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好人无处不在。就我个人来说，我遇到的好人很多，我得到的恩赐太多。父母对我有养育之恩，老师对我有教育之恩，同事对我有协助之恩，领导对我有知遇之恩，社会对我有关爱之恩，组织对我有培育之恩。我所能做的，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立足本职岗位干好自己的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党、回报组织、回报社会。
说起我的经历，真的是很单纯。上学、从军到现在，没有什么坎坷，没有什么曲折。但这单纯的生活我却过得很充实。因为我在工作岗位上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也干出了一些成绩。刚毕业不久，部队挑选参加“爱尔纳 突击”的比武集训苗子，我作为一名接触部队生活刚几个月的新毕业学员干部，本来没抱多大希望能参加，但组织上信任我，我只有尽我最大的努力。在8个月的集训中我尽可能地克服了自己的弱项，带领中国二队战胜多国对手，取得了较好成绩。回国以后，各级领导向我们表示慰问，战友们通过各种途径表示祝贺，部队官兵给予了我高度评价。但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尽力了，我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
2003年底，组织调整我到新组织的“雪豹部队”任职，到新单位后，立即担任“雪豹”集训队队长。象这种高强度、高标准的高原侦察专业集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再加上新组建部队训练基础比较差，说老实话，能不能把这次集训组织好，我心里也没底。面对组织的信任和领导的期望，我二话没说，挑起了这付担子。在集训中，我白天与队员们一起训练，晚上还要研究论证第二天的训练科目，每天休息时间不到7小时。在那一段时期，因为训练量太大，我对队员们要求太严，他们甚至给我取了个“暴君”的绰号。到结业考核，所有队员总评均在良好以上，军区首长和部队领导对这次集训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结业典礼上，我看着队员们一张张刚毅的脸，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尽力了，我对得起这帮兄弟。
西藏高寒缺氧，高原侦察专业训练比内地有着更多的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为探索高原侦察专业训练的方法和路子，我调入新部队后，利用业余时间翻阅了很多资料，借鉴国内外集训的经验，结合部队实际，总结了一些方法，并付诸训练实践。我当连长时，一名叫任正雄的战士因为第一次实弹射击时弹壳跳进袖口被烫伤过，每次实弹射击手都发抖。我就亲自指导他，由我给他装子弹，有时装有时不装，经过几次练习，就基本上把他的心理障碍克服了。以后遇到心理素质不过硬的战士进行实弹射击时，我们都采取这种方法进行训练，效果还比较好。这些年来，我与其他战友一道，创新了“合并同类项训练法”、“战斗搜索射击法”、“多专业集成编组训练法”等20余种训练方法，较好地提高了部队训练水平，部队组建不到四年，就一次性通过总部军事训练一级评定考核。看着这块金光闪闪的“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奖牌，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尽力了，我没有给这面崭新的军旗抹黑。
正因为我有着这样的工作姿态，因此对待每一项工作我都真正做到了尽心尽力。战友们对我这一点都很佩服。有位战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这么一种状态，图的又是什么。要说我做的那些事情到底图什么，我还真是说不上。如果说一定要图些什么，那只能说是图个心安理得，图个精神充实，图个活得有价值。
说起这个，我不由得想起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给这个人生赋予意义，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人生的意义。实际上，就我本人来说，所有的一切努力、所有的一切拼搏，就是为了让我能活得有价值，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我没有能力做那些轰轰烈烈、青史留名的事，但能力所能及地丰富我自己这一片天空。
在我们军区大院里，有一个随十八军进藏的老人，80多岁了，每年部队组织体检的时候总是她守门。老人家原则性很强，体检的时候任何人没有证件都不准进去，只有最后一个战士体检完了她才会撤回。撤回的时候那是一路高歌，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还以为是军区门诊部请的职工，后来一了解，这老人家压根就是义务劳动，甚至有一年机关考虑到老人家年纪大了不让她参加，她还跟人家急。前年带预选士官体检的时候，我专门跟这位老人聊了一次。老人家是西藏昌都人，十八军进藏那年，她还在沿途乞讨，是金珠玛米收留了她，并安排她干后勤保障工作。西藏军区成立后，她成了军队职工，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她最后说：“现在老了，但我觉得还是很充实，总能找到点事干。”听了这句话，我有的只是惭愧，有的只是自卑。我自认为自己也干了不少事，休息时间我能看看书、研究点东西，双休日我会到孤儿院、敬老院去看看，休假期间我也会到社区村落组织宣讲、进行调研。但我在每一项大的工作结束后，也曾有过空虚；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也曾有过彷徨。比起这位老人家，我差得还是太远。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我总感到：我个人做得很少，但是家人为了我的成长进步，却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作为长子，我本应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的重担，但我十三岁就离开父母到内地读书，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四个孩子拉扯大，并都送进了大学。作为丈夫，我本应帮助妻子一起建好我们这个小家，但我不仅没有呵护好妻子，还经常拿她的工资资助弟妹上学、帮助贫困群众。这些年来，我没帮父母干过一天农活，没陪妻子逛过一次街，有时忙起来甚至个把月都打不成一次电话，但他们没有埋怨过半句，从来都是支持我、鼓励我、鞭策我安心工作，为部队建设多做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绝对不可能站在今天这个发言席上。
前不久，我在重温党的十七大报告时，读到“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这一句，感触颇深。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没有旧社会艰难困苦的切身体会，没有党的阳光沐浴的感性认识，消极、颓废思想是存在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是“理想缺失的一代”。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就一定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就一定能做一个社会崇尚的时代青年。（西藏军区某部副营长 江勇西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