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巍

　　 刘伶利死了，死在8月的闷热天里，却让不少人感到了一些悲凉。

　　 她曾是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的一名外语老师，之后被诊断为癌症，被学校以“旷工”的理由开除了。其实，她并没有“旷工”，只是去看病了。

　　 媒体报道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陈玲与学校领导一起到刘伶利家中，向刘伶利父母当面道歉，并与刘伶利律师一起商议赔偿方案，目前已经初步达成一致。除了执行法院判决的补发她7.2万元的工资和丧葬费，另外还补充支付因为没有医保而无法报销的医药费等经济补偿。

　　 可惜，刘伶利已无法看到。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让病人走得舒服一些，符合人们的基本认知。纵观整个事件，不论是学院的人事处处长，还是学院的负责人，但凡有点人性，也起码会关心一下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也不会拿冷冰冰的红头文件去搪塞病人家属。

　　 这个事情还在进一步处理过程中。不可否认，规则总有漏洞需要弥补，制度总有不完善需要改进。作为局外人，除了为完善法律法规制度而鼓与呼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一句：如何让“患癌女教师被开除”的悲剧不再上演？

　　 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往往和内在的同情心、良知等联系在一起，相对而言，制度更多地只是一个激励或扼杀道德的外部条件。当一个人的生命痛苦无法引发另一个人出手相救时，并不只是或总是制度的错，说明一些人可能连基本的人性都守不住了。从某种角度说，离开人性，期待制度能够像变魔法一样变出道德，或许只能是一厢情愿。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呼格案”十九年后沉冤得雪，江平教授为呼格吉勒图题写了墓志铭，称其“以生命警示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如今，刘伶利的墓志铭上应当写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