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明德家中藏书丰富。
对于钻研学术的学者而言，古籍是他们的精神食粮。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龚明德，就是其中代表。在成都，无论是旧书摊主，还是旧书店主，几乎没有不认识龚明德的。别人出高价，不卖，龚明德来了，店主低价出售的事，时有发生。
64岁的龚明德淘旧书，不为投资增值，而是为学术研究之用。在他看来，这也是古籍在当今社会的一大价值体现。他的家里，一半的空间都被书柜摆满，书柜摆不下，客厅的空地也被装满书籍的纸箱摆满。这不是全部，他还专门租了一套房子，用来存放其余的书卷。
如今，龚明德的藏书已经达到10万本，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藏书家，“我应该算是一个存书家吧，所有的书籍都是有用于学术我才会买，不知不觉就有这么多书了。”
为买一本古籍 花光两三年工资
作为版本学方面的专家，每当需要一本书当作研究资料，龚明德都会尽量买齐所有的版本。每周三、周日，他都保持着骑车在各大旧书市场淘书的习惯。
“版本非常重要，越早的版本，越不容易出错，拿来研究的价值也就越大。”每搜集一种古籍，龚明德都会小心地用旧信封包好外表，最后将各种不同的版本整理成一沓，再用纸包上。艾芜的《文学手册》，他整理不同版本的书籍就有10多本。其中一本书的外皮上，印有“珍存”二字，颇为特别。
“这本书你在全世界买不到第二本，花了我两三年的工资，要卖的话得几十万了。”龚明德说，这些笔记都是艾芜亲笔所写。因为有了这样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他后来的一篇文章因此得以写成。
当然，有时候为了买书他也会和旧书贩子斗智斗勇。“假如说一摞书他叫价4000元，我就分成两堆，假装对一堆书感兴趣，然后贩子会说这堆书3000元，实际上我想要的书在另一堆里，价格就杀下去了。没办法，这么多书，不用点小手段哪里买得起。”
数字化古籍 或为未来交流趋势
四川省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副馆长王嘉陵说，古籍既有一般书籍的属性，也有文物性。今天尽管提倡大众化阅读，但古籍由于其专业的内容，脆弱的纸张和珍贵的价值，再加上古籍竖排文字也与当今的阅读习惯不同，并不适合由大众传阅。
交流还有其他办法，龚明德的客厅里有一台半旧的扫描仪，这是他专门为同事和后进们准备的。“圈子里都知道我有不少书，每当有人因为课题需要借阅时，我就用扫描仪把书弄成电子版传给他们，既不会让古籍有损害的风险，又能让他们把课题做好。”
这招在公立图书馆早有运用，王嘉陵介绍，实际上对于那些不能外借的善本，四川省图书馆也在积极地运用数字化手段与外界分享。“我们不少图书已经数据化，有需要的学者一般都通过这样的手段获取古籍。”此外对古籍进行复制再造也是不错的办法，在王嘉陵的办公室里，有一套《华阳国志》的再造本，客人们可以随意翻阅，他手中类似的再造本就有二三十部。
“有的古籍是孤本，还有的古籍原本就是稿本，再不抢救就没有了。比如《四库全书》总共只有7部，现在存世的只有三部半，这种就需要多再造复制。”王嘉陵说，对于古籍中的孤本、善本以及毁坏严重、需求量大的版本，会优先进行复制再造。
“不光是为了交流，很多孤本如果不备份，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毁坏了，即使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了。比如明代的永乐大典，只有正副两部，所以现在能存下来一本都是稀世珍宝。现在国家图书馆已经有2万多种、9万多册古籍数字化，还做成数据库放在网上。大约10年前，四川省图书馆也开始了这项工作，现在已有几百部书完成了数字化，但古籍全部数字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些条件。”
文化价值的传承 市民可零距离接触古籍
在王嘉陵看来，古籍是文化的传承。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有纸草书，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泥板书。古籍作为文明的传载系统，让后人得以了解前人的智慧。“通过古籍，我们可以了解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坚持哪些东西，会给人内在的启发。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但是你会发现智慧的根仍然在远古，比如老子孔子，到现在仍然深刻影响着我们，这就是古籍在发挥传载作用。”
由于排版、文字的原因，古籍书可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阅读方式，但市民仍然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一睹其风采。据了解，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总量，已经达到65万本，善本近6万册。或在明年，已经整理好的古籍会逐步对市民开放。
古籍按照其珍贵程度分级，清代乾隆之前的古籍都是前三级，乾隆末年（1799年）到1912年前的便归于一般古籍，也就是第四级，“四级以下的可以直接阅读，三级以上的古籍会有一些限制。因为古籍除了一般书的属性，还有文物性，受文物法的限制，不能全部开放给市民翻阅。”一些珍贵的古籍，未来也有可能会通过展览的方式，让市民一睹其风采。
对于怎么利用好古籍，龚明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通过读书会和讲座的方式，可以让市民领略古籍的精髓。“比如在成都，一群20多岁的论语爱好者聚在一起成立读书会，搜集原始的资料、各种版本的论语，真正把论语一个字一个字地钻研。只要坚持到40岁，这个读书会就不得了了，里面的人都会是研究论语顶尖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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