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生的生活可能是这样的：三分之一时间完成课程，三分之一参加社团活动，三分之一打工。从校园饭堂、图书馆、行政助理、宿舍管理到餐馆、家教，美国大学生的节假日以及课余时间经常在打工中度过。

　　电影《中国合伙人》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生活场景：被实验室辞退的主人公，不得不到餐厅收拾盘子。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刷盘子”是中国人对出国留学的一种想象。不过，在当今蔚为大观的出国留学潮中，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已经不多了——一方面，留学生到校外打工涉嫌违法，被视为“打黑工”；另一方面，90后中国留学生通常能获得来自家庭的财力支持。

　　至于在中国，尽管大学生不乏打工的机会，校内勤工助学和社会上的家教、促销等岗位欢迎大学生加盟，但是只有极少数大学生靠打工实现经济独立。

　　中美大学不同的教育制度或在这种差异中起重要作用。在美国，多数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就读这些学校的学费较高，有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可能接近一名中产阶级整整一年的收入。学生不得不通过打工补充生活开支，甚至在择校时因为心仪学校学费太高而退而求其次。相比之下，以公办教育为主流的中国大学尽管也收学费，但是学费相对较低，对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

　　即便在美国，大学生仍然难言经济独立，家庭资助仍然对许多美国大学生十分重要。亚利桑纳大学对2007年入学的逾千名学生，进行5年的追踪调查后发现，毕业2年后，仍有半数学生依赖父母，或接受父母各种形式的资助，仅300人自称已完全经济独立。与中国大学生父母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生父母一般不会对子女全额资助，而采取对孩子部分资助的方式。

　　更具经济独立能力的大学生则在容易被忽视的北欧国家。在瑞典，尽管大学学费全免，但是大部分学生都在毕业时背负了债务。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典的生活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因为瑞典的父母习惯对成年的孩子“零资助”。这也跟瑞典文化有关，早在中世纪，北欧的年轻人就常常离家去做仆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北欧人认为大学生已经成人，应该对自己的财务负责。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即便他有实现经济独立的愿望，现实也难以满足需要。那些欧美大学生获得收入的方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首先是银行贷款难以申请。在国内，最普遍的大学生贷款形式是学生助学贷款，它被分为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个类型。但是，不管是申请哪种助学贷款，其前提是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这些贷款是具有资助性质的、面向贫困学生的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助学贷款的利息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国家福利决定了助学贷款的“高门槛”。来自普通家庭或者收入中偏上家庭的大学生，自然与学生助学贷款无缘。

　　其次是打工文化难以确立，大学生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对学生来说，最方便参加也最有安全感的莫过于学校图书馆、行政部门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了，但是这些岗位的时薪往往低至十几元。而且，学生因为要上课不可能长时间工作，学校也对学生工作时间有限制，勤工助学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到社会上打工虽然收入稍高，但也难以满足需要。即便是发挥专业能力的实习生项目，薪水也难言如意，比如，几家知名门户网站给实习生开出的日薪仅在80元到120元之间，而且要求全职工作，这在一线城市接近于最低工资标准。

　　再次是奖学金制度不完善。在欧美国家，学生解决学费问题的一大途径是申请奖助学金。发达国家的奖学金来源十分多元化，既有大学、学院提供的奖学金，也有企业在学校设立的奖学金，还有申请人所在社区的资助人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奖助学金。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奖学金只奖给那些成绩拔尖的学生，但是很多奖学金采取的是“按需分配”制，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的学生才能申请相应的奖学金。而在国内，奖学金仍然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而且主要对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发放，或者就是以“贫困生”为门槛的国家励志奖学金。

　　父母为孩子支付学习所需费用，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天经地义。前不久，云南一位准大学生因为离异的父母都不愿意出学费，因此把父母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归还历年来的压岁钱。多数人站在同情准大学生的一边，认为父母因离婚而不愿意支付孩子学费是不负责任。这是因为大学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学费，向父母求助是无奈的。但是，把父母资助视为“理所应当”，也反过来让大学生经济独立变得更困难。

　　大学生实现经济独立，既需要社会培育完善的打工文化，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报酬，也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大学拓展学费资助、借贷渠道。当然，大学生形成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