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教师专业成长开辟一片沃土
记者：作为北京市教育的传统强区，西城区拥有四中、八中、北师大二附中、实验中学等名校。我想，这些学校的“名”应该不在于他们的升学率，他们的优良教育传统往往在“状元”的光环下被世人忽视了,而这些光环背后的积淀才是我们教育人应该关注的。请您谈谈，西城名校的“立名之根”在哪？
田京生：西城是传统的教育强区，有一大批名校。近些年来，这些名校逐渐在摆脱升学率的束缚，他们不再“攀比”升学率。
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我们一直在强调，升学率是衡量一个学校的重要指标，因为老百姓关注，升学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不提升学率是不行的。
我们主张，在全面发展、强调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学校要注重升学率，但坚决不能将此作为对教师“论功行赏”的唯一指标。
近几年，教委不再对学校进行升学率的排名，不提供学校之间可以直接对照的成绩。不鼓励学校在升学率上进行攀比，而鼓励他们在全面育人、办学特色上下功夫，注重教师在全面育人过程中的作用。
说到西城学校的立名之根，关键是学校在抓什么。第一，在培养目标上，他们更注重学生的长远发展，而不是眼前的利益——考上哪个大学或中学。在这一点上，北京四中比较典型。他们强调自己的目标是培养20年后中国的脊梁。四中、八中、师大二附中等学校都对毕业生进行追踪调查，随时追踪他们的优秀学生进入大学和进入社会后的动向，看他们为社会作出了哪些贡献。第二，学校都注重自己的传统，并发挥这些优秀传统。西城名校大都有悠久的传统，有不少“百年老校”。他们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激励教师。第三，注重教师的成长。在京城的教育界，有这样的说法,“东城的领导，西城的教师，海淀的家长”，概况了北京几个教育强区的特点。这说明西城区的强势在师资，历年来出现了很多师德和教学水平都很高的教师代表，如霍懋征、刘景昆、张子鄂和丁榕等优秀教师，其实这样的教师有一大批。
记者：西城区为何能拥有这样一批优秀的老师？
田京生：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西城区教师的收入不高，相比较高收入的其他城区，低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很多老师往西城流动，就是因为老师们认为西城可以为他们的事业成功打造平台。
教委的理念就是为每一位教师打造成功的平台，给他们铺设阶梯。事实上也是如此，西城区为老师们的专业成长开辟了一片沃土，让他们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有所成功。
外界不太重视的一些指标，我们自己非常重视，也都非常强。去年，在北京市举办的初中教师大赛上，各区参加人数都是按照比例出的，因此绝对人数西城区比较少，但是获奖人数西城区却是第一。这个结果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甚至比高考大捷还要高兴，因为老师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样，今年北京市基础教育成果颁奖会，西城区获奖成果的数量和比例都是最高的。
教师不但是西城区的优势所在，更是各学校、各名校的立校之本。
名校长的标志：教育理论+创新意识+实践+影响力
记者：一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名校往往离不开名校长，二者相辅相成。可是，二者之间还是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您认为什么样的校长才能被称为“名校长”？
田京生：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需要名校长的，名校长往往代表着区域教育的最高水平。不过，名校长不等于名校的校长，名校长也可以来自普通校。
在我们西城区，一些校长有坚实的教育理论，有改革和创新的意识，并且能把这些融入到办学过程中，使得这所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影响了一个范围——至少两个以上的学校和一个时代——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并且为大家所接受。这就算是名校长。
名校的校长不一定是名校长。但是我们更希望在名校产生，因为名校更有优势，更有影响。
记者：名校长首先要把精力用在教学上，而不是做一个社会活动家，而现在，很多名校长往往更多地扮演后者的角色。
田京生：很多名校长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兼职，跟教学的矛盾很大，但也在于校长的把握。
四中的前任校长邱校长，社会兼职很多，但他给自己规定，每天10点之前是听课时间。他要求自己经常了解老师和学生的情况，听课是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后来大家也都习惯了，找邱校长就在10点之后。实验二小的李烈校长也是坚持听课，并且她一定要评课。她说自己没有机会上课，评课也就等于上课了，这样使她能够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师大二附中的曹保义校长，则坚持教一个固定班级，他认为备课就是备学生，也能了解学科的发展，让他永远站在教育前沿。
记者：您刚才说，名校长往往代表着区域教育的最高水平，无疑，是教育的一笔宝贵财富。如何让他们发挥方向性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田京生：西城区设立了校长办学思想研讨会这样一种机制，目的是为校长总结办学经验，推广和宣传他的办学思想，展示他们学校的风采。思想研讨会是一个标志，也是为了总结提升他们的教育理念。
为了进一步发挥优秀校长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西城区从2007年开始成立西城区校长工作室、校长工作站，正式启动“牵手工程”。首批建立了马静、袁爱俊、曹保义、郝日达、李烈和翟京华校长工作室；同时在西城区研修学院干训部建立校长（书记）工作站，聘请12名优秀校长和书记作为校长（书记）工作站导师，共同承担培养西城区教育系统不同层次校长的任务。
校长工作室采取讲座研讨、自主研读、问题澄清与解决、参与体验、诊断策划、行动研究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通过指导校长引领下的“校长沙龙”、专题讲座，为校长提供了与名校长零距离研讨的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激发灵感，引发思考，提高理论水平。自主研读增大了阅读量，培养了每天读书的好习惯，提高了认识水平。参与、体验指导校长学校的教育科研活动，在活动中感受，在感受中理解，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
曹保义校长工作室采取的“三个共同”培训方式，即共同研读一本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书籍，共同参与研究一个科研课题，共同开展高中新课程改革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实现了指导校长与带教校长共同发展、共同促进的目标，也为培训方式的创新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互动型的校际间的联动是李烈校长工作室培训方式的一个创新。同一工作室的校长们定期下校走访，或研讨学校发展的目标，或诊断学校存在的问题，或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培训更具有针对性、目的性，不仅加强了与指导校长之间的互动，更增强了带教校长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营造了共享资源、分享智慧的和谐氛围，实现了在合作中共赢，在合作中提高，在解惑答疑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局长首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记者：一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教育局长该何去何从》，讲的是教育局长的角色定位，有两种说法，专家型局长或者后勤服务型的局长。您自己怎么定位的？为什么？
田京生：如果说教育局或者教委是为学校发展铺路，做好保障，没错，但绝对不是“后勤服务型”的。
局长或者教委主任，作为一个区域的教育行政最高长官，首先要站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对于我来讲，我很多的工作是把各项行政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如何按照教育规律贯彻下去，我起到这样一个桥梁的中间作用——让政策更明确，路更通畅和扎实。
教育局长或者教委主任既是一个行政领导，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还要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如果单纯定位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可能就会和其他方面的决策有抵触。比如说，西城区是北京市中心城区，又是一个经济强区，针对这个特点，我提出教育的三项服务功能定位，为人民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为区域定位服务。不考虑这些，工作做不好。比如，为经济服务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多企业入住西城，首先关注西城的教育，名校，这是吸引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要为这些企业做好服务。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记者：关于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管得太多的呼声一直不断，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以及您自己的看法。
田京生：现在，学校的自主权确实不大，尤其是在如何推进素质教育上，应该加大学校的自主权，比如说对教材的选择，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对选修课的选择，等等。
记者：西城区那些大名鼎鼎的学校，是不是有更大的自主权？
田京生：应该说很小，四中这样的名校也没有。能够左右的就是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但这些不纳入中高考，所以，学校的改革瓶颈就是考试。很多学校都讲初一初二、高一高二搞素质教育，初三高三搞应试教育，因为通不过考试一切都白搭，这也是学校工作的难点。
记者：您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有没有更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
田京生：我们区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是宏观管理的末梢，定位不是制定哪些政策，执行层面的职责更大一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权力不大，各种考试的权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过我们可以反映，一直在反映。
记者：您作为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田京生：我们面临的最大难处就是一个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以及我们教育本身还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这个矛盾在北京市普遍存在，可能西城区尤为突出。
由此产生的现象就是“择校热”。据我了解，西城区择校热是最厉害的。择校压力很大。
记者：“择校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非常不满。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田京生：归根到底还是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所以，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还是很迫切的。
这种不均衡有客观的不均衡，也有盲目需求造成的。
择校应该是正常现象，孩子、家长选择教育应该是教育的原则之一，他们有这种权力。但是，现在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搞教育的人都知道，什么教育才是最好？不是都上四中、八中就好了，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总觉得选择最好的学校才对得起孩子。
政策层面的不健全，再加上盲目择校，就造成了选择的无序和混乱，从而造成了老百姓的不满意。
记者：应该怎样解决呢？
目前我们西城区优质的教育资源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做到绝对均衡，学校之间必定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地域的原因、资金投入的原因等而产生差距。“择校热”是历史形成的，也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原来我们觉得不均衡是不是学校的设备不行？后来我们给这些学校大量的投入设备还是不行，有师资力量也有历史传统的原因。历史传承和师资队伍等这些软件的内容是不可能在几年内或者十几年内解决的。
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要极力缩小校与校之间的差距，来缓解“择校热”，让人民群众基本满意。我觉得完全满意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会努力去做。
新课程考验一线干部教师的勇气与智慧
记者：西城区集中了那么多的优质资源，在目前的高中课改方面都有哪些亮点？
田京生：学校拥有一定的课程管理权是本次课改的亮点，课程建设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西城区在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的实施上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课改实施以来，西城区各校都形成了规范的课程开发与管理体制，以及完善的学生选课指导体系。西城区的校本课程内容多样，题材广泛。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年中西城区各校共开设了共有近600门校本课程，涉及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我区师生在研究性学习课程上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喜。两年来，通过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和师生互助，学生的自主精神与探究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学生也在研究中展现了巨大的创造力与可喜的社会责任感。
通用技术课是课改中的难点，也是亮点。西城区教委共投入了1200多万元，为所有学校配备必修模块1和2所需的全部设备与仪器，并在教研、师资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8年秋季开学，各校通用技术课程都顺利开课。西城区还在2009年6月出台了极具创新性的会考方案，强调动手，淡化笔试，将平时成绩纳入会考成绩，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记者：提高教育质量，实施新课改，课堂是主阵地，这基本上是基础教育界的一个共识。在课堂改革方面，西城区有哪些动态？
田京生：课程改革的本质是课堂教学的改革，课堂永远是教育改革的主阵地。我们始终将课堂教学视为课程改革的主渠道。我们始终以有效教学理论为基础，以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为目标，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抓手，努力实现教师教的方式的转变和学生学的方式的转变，实现学生学习生活质量的提高。2007年以来，西城教委联合西城教育研修学院对各校进行的常规教学视导均以“聚焦课堂关注课堂教学有效性”为主题；2008年10月启动了高中新课程优秀课例评选；2009年3月又启动了“常态课”的教学视导，历时三个月，涉及到所有中学，对于检验新课程的实施成果，诊断课堂教学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记者：作为教育行政部门，西城教委在推动课改方面面临着哪些问题？
田京生：在新课程实施不断走向深入之时，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会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
首先，学校课程自主权不足，学生负担依然沉重。根据北京市统一的课程安排，大多数必修与必选模块都集中在高一、高二，又加上每周35课时的限制，学校在课程安排上的自主空间较小。对于普遍反映的教学科目多、教材内容难的问题，一味埋怨教师能力低是片面的。现在我们高一学生要学习12门必修课程，还要加上研究性学习和校本课程。高二在会考前要学13门课再加上研究性学习和校本课程。所以，学生在课程上的选择权与自主权方面，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有限的，而且模块考试与会考并行，学生的负担沉重难以避免。
其次，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解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决定了一些教师在教学实际中出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新课程已经进入第三年，首届参加课改实验的学生已进入高三。基于目前的客观情况，对于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来说，在高三年级如何保持新课程之“新”，如何保持三年新课程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对于学校管理者与行政管理者都是一个考验。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符合新课程精神的高三复习备考之路。
第三，由于新课程有很多新的内容和要求，初次接触不太熟悉，老师备课花费的时间相对比较多。除了学科教学，还有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综合素质评价、学分认定等工作，不少教师感觉比较紧张。在实际教学中，课时少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非常突出，“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模式难以形成常态。
记者：面临这些困难和问题，西城区又有怎样的思考和对策？
田京生：首先我们的态度一定要积极，确保新课程改革在所有学校都能够进行。我们提出，能飞的飞，能跑的跑，走不动的我们拉着走。
其次，教委要为学校搭建平台。我们以9个示范校为中心成立了9个联合体。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借鉴好的经验，资源共享，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出来，大家一起来解决。
第三，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我们要全力为一线教师和管理者服务。
我想，一边是客观实际，一边是历史使命，如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新课程仍然考验一线干部、教师的勇气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