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下午，央广网在京举办“央广网财经年会及2018上市公司颁奖典礼”，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期而遇，技术的加速进步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只要能够持续保持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础就不会改变。
他指出，作为“追赶型国家”，中国相对较低的人均GDP意味着中国仍具有很大的后发优势，而体制可改革性强可以使这一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
会议上，赵昌文指出，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的加速进步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我们的国运。”赵昌文表示，过去25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都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进步。“中国正好抓住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9.5%，远高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速。技术因素是关键。一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越快，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越快。而技术进步速度又取决于技术进步的范式。”
何为技术进步的范式？赵昌文解释，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有不同的技术进步范式，前者的技术进步更多依靠原始创新，而后来更多依靠学习效应。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技术进步过程中，正是因为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多种模式，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成果。
“这是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做的事情，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能力进入依靠到主要依靠原始创新实现产业高级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阶段。”他说。
在这一技术范式中，中国的后发优势突出。经济学用人均GDP指标度量后发优势，理论上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越低，后发优势越大。
赵昌文介绍，“2017年，中国人均GDP约8600美元，世界排名70位左右，仅相当于美国的1/6左右,即使与OECD的平均数相比，也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样看来，很多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大的后发优势，岂不是应该发展得更好？赵昌文称，并非如此，后发优势能否发挥更取决于客观上有无体制可改革性。
赵昌文称，“体制可改革性”是一个国家可能出现改革的概率和可能性。他指出，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的领导能力等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体制可改革性的强弱。“利益集团一定是影响体制可改革性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越少，国民的心越一致，越容易达成改革。”他说。
在他看来，影响体制可改革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政治家的领导能力，这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大家对一段时间以来的改革有不同意见，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了身边已经发生的改革。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1600多项改革，比如税收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营商环境改革，这些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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