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财经北京5月29日消息 日前，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董事长吴文军做客央广网财经《论道》栏目，他把自己称为游走在市场和政府边缘的新农民，他强调了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投资要带动的是产业而非企业。　　

　　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央广网财经的《论道》，我是可心。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董事长吴文军。我听说了一种说法，您称自己是游走在市场和政府边缘的一个新农民，这个怎么解释？

　　吴文军：首先要做好一个农民。我受财政部委派，在一年前开始筹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这是个涉农的基金，所以必须把“三农”的事情搞清楚。第一点就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农民，要有农民的情怀，俯下身子奔向田间，把三农的情况摸清楚。同时要以农民的视角来检视各部门制定的扶持三农的政策、把历年来中央一号文发布的一些政策用好用足，把握基金发展方向。角色从政府机关到新农民的转换尽管快，但深入进来还是挺不容易的。我认为，农业领域比我长期接触的金融业要复杂的多，风险也大的多。简单来说，比如从种稻子这么一个种植业很小的子行业来看，我们的农民不仅要考虑种子的基因选择、品种、地域适应性、价格，播种、施肥、灌溉、农药、除虫、除草、收割、储藏和销售等等这些环节，又要考虑大气、土壤、肥料、灌溉用水的安全性和污染等问题，还要考虑旱涝灾害、风灾水灾、价格波动等一些风险因素。所以我经常跟金融家聊天，谈到农业时，我认为它比银行业简单的吃存贷款利差、保险业的收保费佣金，以及证券业的自营经纪业务赚钱等相比，好像要复杂得多，农业涉及的面更广，环节链条拉得更长，做农民其实比做金融家要难一些。当一个农民确实不容易，当一个称职的农民更不容易。我在农业领域里应该是刚刚尝到了一点味道，浅尝辄止，还没有完全真正深入进去，离一个称职的农民还相去甚远，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新的农民。

　　主持人：当然我觉得您这个新农民真的是做得很起劲。

　　吴文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在我们发展现代农业，当前农业领域的新技术、新科技、新方法、新手段层出不穷，要学习掌握的新知识也很多，所以单纯做一个“老”农民也是不够的。所谓“新”也是指还要跟很多新鲜的东西结合起来。要从两个角度理解，角色是新的，知识要不断的更新，要不断用新知识武装头脑。为此，首先我要甘当一个农民，迅速转换角色深入进来，因为是新角色，所以对这个领域的理解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另外现在想当一个称职的农民就需要不断的掌握新文化、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要争当掌握新知识的农民。我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新农民的。

　　为什么说我是游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呢，因为我是受财政部委派来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为此，要紧跟政府，要及时向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反馈基金的情况，然后把基金发展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政策方面需要做的一些调整及时地反馈给政府部门，所以在政府与基金方面要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另一个方面，还应该紧贴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这个基金。所以要做好基金，注定我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来回奔波。我的办公室离财政部很近，也经常回去给部里报告各种情况。这种理解和感觉我认为还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游走在政府与市场边缘的一个新农民。

　　主持人：角色的转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吴文军：我没觉得有什么挑战，因为之前我对农业也不是完全陌生。要想做好这个工作，我觉得首要条件是能够吃苦、踏实肯干。目前倒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障碍，阻力当然还是有一些，但并不可怕。

　　主持人：那您之前一直都有关注农业领域吗？

　　吴文军：长期以来，我在财政部机关一直负责政策研究和政策拟订工作，对农业领域关注的并不是很多。大概在5、6年前，我也参加了财政部及国务院组织的关于农村金融改革课题的研究，做过一些调研，对“三农”问题及农村现状有一些基本的接触和认识，也写过一些论文，但是现在看来这些都还比较肤浅，尽管论文当时得了一等奖，但现在看来，当时对农业的理解和认识，包括提的一些建议和措施，还是很不到位。

　　主持人：农业一直都是咱们国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建立这个基金呢？背景是什么呢？

　　吴文军：这个背景应该是拉的很长的。实际上“农业产业发展基金”这个名字是中央一号文定的。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明确提到，要建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探索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在出台中央一号文之前，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农办、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等，经过近4年时间反复的酝酿、斟酌，并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才在中央一号文里明确下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酝酿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一号文下发了以后，国务院责成财政部牵头设立这个基金，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基金于2012年底正式注册成立了。

　　为什么中央一号文要强调设立这样一个基金呢？我想，中央、国务院是从战略层面来考虑设立这样一个产业发展基金的。简单来讲，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多是粗放、洒胡椒面式、不求回报的，很多项目缺少跟踪监管、效率很低、效益很差。每年财政有几万亿对“三农”的增量投入，金融领域投入增量也都有几万个亿，加起来就是十几万亿的投入。但是农业产出的水平，按农业部的统计每年也就几万个亿。投入产出比明显是不配比的，政府长期做这种赔本的生意，毫无疑问会对国家的财力，对有限的财政收入是有影响的，所以必须调整这样一种投入的方式。

　　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说传统的财政信贷资金投入模式效率低、效益差呢？你到农村一看就能够感受到。比如，自从取消了农业税以后，我们对农业实行了很多补贴政策，比如说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柴汽油涨价补贴，这些补贴都是无偿地补给“三农”。我们就看这个种粮补贴，它是直接补贴到户，这种方式非常科学，不存在截流等问题，它直接按照农民种地的面积大小，给相应的金额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户的存折、或者是卡里面，速度非常快，一步到位。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环境的改变，很多农民成了打工一族，不种地，把地撂荒，搁哪儿不种了，还有一部分把地转租给别人种了。而我们的补贴是直接把钱打在他们家卡上的，实际上国家投入的这部分钱，和希望产出的粮食八竿子打不着，所以豪无效益可言。但这种方式不太可能很快调整，因为毕竟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只能慢慢地把这种方式科学化。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财政资金尽管投放很大，但是效益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效益，就是说我们的期望和结果之间反差太大了。

　　主持人：我们建立这个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吴文军：这是一个方面，国家要改变这种撒水式、不求回报、缺少监管、没有跟踪、效率很低、效益很差的投入模式，采用一种相对市场化的模式。设立基金要参与到农业企业里面，对它进行参股，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完善它的治理结构，让它真正产生效益，能够正常的运转，那样国家投入的钱至少能保本，在关注社会效率的同时自然溢出它的经济效益，所以这是一种资金投入方式的转变。

　　从另外一个大的角度来看，2006年我国加入WTO，尽管加入时间比较长，但到目前为止，一些所谓主流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里面是有一些具体原因的。比如农业领域我们不计代价的财政补贴，显然是一种非市场经济的做法，不仅是补贴给农业领域，工业领域、外贸领域等这种补贴也普遍存在。这种补贴经济是跟市场经济显然是相矛盾的，因为补贴甲方就没有补贴乙方，补贴了东家就没有补贴西家，所以产生了一种不公平、不平等甚至不透明的竞争，所以这种做法是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相背离的，所以很多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有一定道理的。国家必须逐步地扭转这种情况。近些年来，我们面临欧盟、美国的各种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多，如果将来农业发展了，也可能面临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要尽量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打法来发展产业经济，减少国际贸易争端，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必须转变农业投入的模式。

　　单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央、国务院确是站在一种战略的角度考量设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的，确实站得高、看得远。

　　主持人：那咱们基金的愿景是什么呢？

　　吴文军：按照国务院规划的要求，基金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起到探索的作用，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手段来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同时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三农”领域，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让资金投入有相应的产出，提高有限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和效益。

　　主持人：我看到了有一些介绍，说咱们这个基金存续期是15年？

　　吴文军：按照行规，基金的设立都有一个期限，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基金股东单位商量的时候，普遍认为这个基金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基金，甚至是永续基金。除非这种探索不成功，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种模式是有效的，将来基金的资金量可能会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将来大量的财政资金可能会采用这样依照模式支农。

　　主持人：所以跟我们对接这些企业可以放心，咱们不是一个很短期的行为，可能会有长期的规划。

　　吴文军：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对一个企业的支持，也不可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我们对企业的支持就是“扶上马、送一程”。当企业发展很红火了，基金适时会退出来，这个周期不可能有15年，肯定会比这个时间短。当然基金一定要有自己发展的规划，短期有短期的打算，中长期有中长期的考虑。关于存续期长短，股东、管理团队比较关心，但对被投资的项目来讲，这个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主持人：近几年，国内金融业的发展非常快，咱们这个基金进入到金融行业，可能有人会问，这个基金到底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优势在哪呢？   

　　吴文军：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这个名字就可以诠释基金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就像家长给小孩起名字一样，名字实际上寄托了很多的期望。

　　比如“中国”两个字就有四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基金是国家队，要体现中央的意图，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通过调整投入模式，探索财政信贷资金支农的新手段，这不同于传统财政对农业的无偿投入，要体现国家政策、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

　　第二我们的基金是由中央金融企业发起设立的，是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一部分资金，财政部是股东之一，另外还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信集团，这都是中央直管金融企业，他们都是金融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这个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基金要发挥“中国”效应，基金投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企业，可以为企业提供准国家信用，发挥基金的“引水”效应，引入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三农领域。基金目前的的注册资本是40个亿，与目前市场上上万家投资机构相比，我们的资本数量是最大的。同时我们跟农业银行、农发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都签了战略协议，这些银行每家都给了基金100亿的授信，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转动的资金至少是几百个亿，所以基金的体量非常大。基金就是要把这些庞大的金融机构整合起来，形成合力，让企业不差钱，带动企业自身的发展的同时带动行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是基金多次被媒体称为PE的航母。因为基金目前的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社会资源广、在一二级市场的融资再融资方面天然的便利条件。

　　所以基金的优势从“中国”这两个字就可以体现出这四个这些方面，基金一定不要愧对“中国”这一称号。

　　“农业”这两个字怎么理解呢，第一是指投资农业领域，以股权投资为主，投资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农业领域包括农业流通领域、涉农担保、农业保险公司，涉农即可，基金只做小股东。在农业领域里，我们拥有丰富的项目库资源，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这都是涉农金融机构，所以他们的客户就有相当多的涉农企业。

　　第二基金投资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着重于选好苗子，着眼于企业的发展潜力，主要看项目的独特性、超前性、新颖性以及它的技术支撑，核心是看好带头人，我们投资的核心要素还是人，还有他做的事。

　　第三是主打特色农业，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企业发展的转变，我们主攻的方向还是特色农业，而并非传统的基础农业。在这个方面说，基金和政府有一个适度的分工：政府部门，比如农业部、财政部的农业司、农发办等，主要负责基础农业，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里面确实需要大量的公共财政补贴。从基金的角度来做基础农业不现实的，所以基金主打特色农业，政府主抓基础农业，基金不能越俎代庖，但要充分依托政府、争取政府支持。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基金一定不能偏离“农业”这个方向。

　　再从“产业”这两个字来讲，第一，基金投资要带动产业而非企业。仅做一个企业的话，市场上很多基金都可以做，这个就是小事情。基金是要通过投资和培育龙头企业，并以龙头企业为支点，带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发展，推动一个区域、一个领域农业经济的发展，真正让当地的老百姓从中获益。所以我们发展是产业，而不是单一某一个企业。

　　第二，我们选择的被投资企业必须要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已经在行业里具有一定的龙头地位。在此基础上，它才可以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引导行业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选择的项目必须具有典型性，有辐射效应，有引领作用，有带动功能。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带动老百姓的致富。

　　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产业”的责任。

　　“发展”两个字一是指投资对象处在发展机遇期，它具有一定的规模，并被市场所接受的龙头企业。基金的投资正好处在它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处于一个Pre-IPO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很明确不做天使基金，也不做风投基金，基金选择处在发展期，甚至发展成熟期的这种企业。二是“发展”也可以理解为助推企业、行业，或者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基金要培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农业企业。从这两方面看，一定不要忽视“发展”这个硬道理。

　　“基金”这两个字，第一点是基金还是要注重回报，注重经济效益，用市场化的的方式进行决策和管理。我们基金建立起了比较好的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还有管理人、托管人，我们有一本很厚的册子，对董事的义务、责任，基金参与各方的责任都进行了明确规定，规章制度建立得比较完善。对管理人也提出了一些要求，通俗来说，即不允许一个项目出现失败。因为，首先通过精挑细选，选择出了好的项目，又确保它不差钱，又找对了人，如果这个项目再出现问题简直就是天理难容。第二点是适时退出，15年对某一个项目来讲是太长了，基金对每一个项目的投入时间肯定不会那么长，在获得稳定的市场平均回报时，基金会采取在二级市场退出这一主要方式。第三方面，基金还会提供综合服务，我们不仅是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一些管理咨询、技术支撑、客户嫁接、资产管理等一条龙的服务。

　　从这三点看，一定不要失去“基金”这一定位。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误解为基金会，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基金有限公司，是公司化运作的。从“公司”这两个字来讲，一个方面基金是公司化运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基金有章程，界定了股东会、董事会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公司化运作。包括基金和管理人之间也明确了委托管理关系，基金和托管人之间也界定了托管的关系。基金还要求管理人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按惯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搭建投委会、顾问委员会决策咨询平台，保持队伍的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公司化运作的要求。另外基金还承担有限责任，基金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有限责任公司，所以他不是合伙制基金，更不是基金会或者政府组织。

　　从这两方面看，一定不能偏离“公司”运作。

　　所以从组成基金名字这六个名词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基金的一些优势。基金的资金规模大，可以转动的资金有几百个亿；基金可运用的金融工具众多，从资金支持方面来讲有“投贷结合、投资担保联动、信托和租赁跟进”，投贷结合：“投”是指基金可以进行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贷”是说基金可以协调引进商业性贷款、政策性贷款以及外国政府贷款，涉农的金融工具基金基本上可以用齐，这点是其他基金望尘莫及的。

　　基金还从中科院、农科院和林科院聘请并组建了几百人的专家队伍，他们为基金挑选项目、甚至给已经挑选的项目，提供很强的技术支撑。很多时候，能不能投都会咨询专家的意见，投了以后，针对企业将来怎么发展，也会请专家进行指导。

　　另外基金还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利用基金股东的优势，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来打造投资企业，完善它的治理结构、加强财务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因为接触项目非常多，所以基金会在项目之间起到客户嫁接的作用，比如上下游客户之间，基金会穿针引线，这样可以把企业的市场做得更大。如果按照上市公司来打造企业的话，企业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的资产管理也是一个很有诀窍的事情，基金管理团队也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另外，基金目前所投资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一般是父子店、夫妻店、兄弟姊妹在一起办起来的企业。起步阶段，大家可能同心协力在做，一旦规模做大了以后发生纠纷基本上不可避免的。如果进一步支持这一类企业的话，基金会针对家族财富管理，给他们提出大家都能接受且比较科学的方案，这样也便于企业能走的更远、做的更大。

　　所以我们的优势不仅能够提供雄厚的资金，还能提供技术支撑、管理咨询、客户嫁接，资产管理、家族财富管理等全方位、系统化、多角度的综合化服务。从核心竞争力来讲，基金是一个有政府背景、股东实力强大、资金实力雄厚、管理团队比较专业，还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基金。

　　主持人：可以说我们基金能够给企业提供的信息以及服务是非常全面的，那咱们的团队有多少人？

　　吴文军：包括基金秘书处、董监事以及管理团队，加起来也不到40个人，所以说基金队伍还是比较精干的。

　　主持人：不到40个人的团队，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我拿到了一些数字，基金在2013年年度投资帐面年化收益率约为9.43%，增值率约为34.17%。基金设立首年就已经盈利了，您认为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不是特别景气，而且市场环境也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咱们能实现盈利的呢？

　　吴文军：我想这首先要归功于我们的项目筛选机制。去年，基金管理团队做得非常努力。基金一共接触了532家企业，经过很多轮的选择，最后选了9个项目进行投资。基本上是60个选1个，这样大比例的筛选保证了基金是优中选优。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基金投资项目规定有六个环节。这六个环节尽管繁琐，执行起来效率还是很高。基金对项目的选择首先依托地方政府，主要是地方的财政部门，地方财政厅局，由他们做初步的筛选。基金会到地方去开一些对接会，在对接会之前，他们会对当地龙头企业进行筛选。哪些企业发展势头比较好、需要资金的支持、有资金的需求、有一些现成的项目要做，地方政府，特别是财政厅首先就把了一道关。在对接会以后，基金管理团队会根据在会上交流的情况，选择一批企业进行初调，经过多轮次的初调，反复跟企业商谈，包括资金需求的规模、拿钱干什么、企业将来发展的方向等。初调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基金对需要投资的项目进行立项。立项以后，基金会聘请知名的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这个过程非常严谨，基金约请的第三方会计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水平都非常高。在尽调过程中，会规避掉很多问题。尽调结束以后，基金管理团队又会把初调和尽调的人员召集起来，商议这个项目，召开投委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基金再召开董事会进行决议，董事会决议完了以后，基金托管人还会从流程上进行一个完整复核。

　　可见，对于每一个拟投资项目，基金都需要政府推荐、管理人初调、中介机构尽调、投委会审议、董事会决议、托管人复核这六个环节。这样就能规避很多风险，把一些不太理想的项目清除掉。基金去年尽管只投了9个项目，但是做到尽调环节的项目有11个，有些项目我们确实觉得有风险，就停掉了。尽管基金为此会付出一定的成本，有些花销，我们还是断然不做。所以，基金能够取得相对高的收益取决于基金项目的筛选机制和六道环节的保障机制。

　　主持人：那您觉得能够盈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吴文军：盈利的原因应该是基金优中选优地选择企业，这些企业相对来讲发展势头比较好，处在发展成熟期，发展相对稳健，企业整体水平超过行业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打个比喻，我们的对接会就相当于相亲会，一旦对上眼了，以后就慢慢开始成家，成家了以后就当成自家人了，所以企业在资金方面的需求，在市场方面的拓展，基金都会下很大的工夫。

　　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六道程序只不过是前期，还不包括结成亲家之后的那些事。

　　吴文军：投后，基金会进一步的提供资金支持，引进一些技术，包括管理咨询这些附加服务，我们会迅速的跟进。这样会为企业的发展增添活力。比如，2014年的1到3月份，因为企业年报还没有出来，所以基金没有进入投资的密集期，时间宽松一点。但是这只是说投资宽松一点，但对已经投的9家企业而言，每一家企业都有事情需要基金帮他们做。有的企业拿到基金的资金后，一下子开动马力，要进一步的发展，把产能进一步释放出来，资金量可能就跟不上，这时基金就协调银行贷款的跟进，让企业发展中资金不受影响；另外有些企业已经很成熟了，准备在主板、创业板、新三板挂牌，基金也帮它做这些方面的协调工作。尽管我们1到3月份没有投资项目，但是在投后管理方面给企业做了大量的附加服务。

　　主持人：我们在项目选择的上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样的项目最能吸引您的眼球呢？

　　吴文军：基金对项目的选择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两个字“人”和“事”。“人”主要包括企业的董事长和他的管理团队，基金会对他做一个完整的尽调，包括他的成长历程，怎样做起这个事情，怎样慢慢做大，甚至家庭成员的结构，这些都得搞清楚。因为毕竟参股，他们也都共享股份，这个股份结构怎么样相对合理。还要看他的管理团队是不是长时间跟他在一起，有没有凝聚力。所以“人”这个方面就是关注董事长，还有整个管理团队，看他们的领导力和管理水平。同时，我们又要看董事长的眼光，看他是否有战略眼光，是不是有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欲望，是不是小富即安。董事长这个人首先要靠谱，不仅有能力而且信得过，他确实愿意做事，而且愿意把事情做大、做优、做强，这是我们最吸引我们眼光的地方，人是关键，投资就是投人。人选错了，后面的事就麻烦了。

　　主持人：那事方面呢？很多投资人会说，自己比较侧重于某些领域的投资。您会比较侧重农业领域的那些方面的企业呢？是非常高科技化的，还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吴文军：从我们目前碰到的企业来看，处在高科技领域的并不是很多，他们有这个方面的苗头，但推广起来还有一个过程。现阶段，我们还停留在一个相对传统的模式。从选择标准来讲，首先还是关注资产的规模，基金毕竟是一个“国家队”，不可能做一些小不点的企业，所以企业还是要有一定的规模；财务状况整体上良好、市场地位相对比高、管理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无论是企业的带头人，还是员工都应当有开拓的能力。企业要能起到行业引领作用，有一定的辐射效应，还有带动功能。这是我们选择企业的基本的标准。国务院要求基金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所以要求企业能够带来社会效益的增值。

　　随着基金接触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多，我们在内部也建立了一个标准，即所谓的硬指标，我们提了“两个五”，就是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是5个亿、年利润是5000万。达到这个标准的企业，我们就跟他进行沟通，低于这个标准的企业我们暂不考虑。这是一个量化的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完全硬性的指标，总体而言软指标还是居多。有些项目基金确实不太愿意做，就会用这两个硬指标把它们挡在门外。

　　主持人：基金成立第一年我们就完成了9个项目，而且实现了盈利，很多人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吴文军：第一要务是要能吃苦，另外也让我联想一句诗：“千锤百炼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还要坚定目标、坚持底线、坚守原则，不辞劳苦，不畏谗言，不为利诱所动。我们在一年多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还是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到坚定目标，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这个目标不能摇摆，要把这个基金做大、做强、做优，要对得起观众。这个观众不仅是国务院领导、部领导，还包括股东单位及社会人士。另外一个要坚守底线，基金自己给管理团队、董监事都画了一些红线，不能越雷池一步。我们还要坚守规则，基金一起步，我们就把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完善，做了厚厚的一本制度汇编，发给每个人，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办事，这样就能不偏离基本方向。还要不辞劳苦，比如去年，我们花三天时间在河北省财政厅的带领下围着河北转了一圈，分别去了邢台、邯郸、承德、唐山、石家庄等地，行程三千多公里，这三天接触了30多家企业。这种高强度、密集调研企业肯定是相当辛苦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能够看到农业的面貌，能够找到农业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噪音，也有一些让人接受不了的一些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只要自己能坚守底线，对得起观众，不为利益所动，就能给这些说法看法有一个基本的交代。无论是基金这个层面，还是管理团队这个层面，大家基本能够做到这些。

　　主持人：您说起来感觉很简单，但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多辛苦，内心也要足够强大，抗得住很多压力。

　　吴文军：不仅内心要足够强大，身体也要吃得消。

　　主持人：很多人说中农产业基金实现了政策导向和市场经营的有机结合，请问您是把它们结合好的？

　　吴文军：这就又可以回到我刚才说的对基金名字的解释上，就是我们正好把“中国”的这两个字和“基金”这两个字有机的结合起来。中国就是我们要体现中央的意图，把握中央一号文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把这些政策用好、用足。也要发挥我们中央金融企业强有力的优势，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企业，我们引入信贷资金、引人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贷结合、保险担保联动、信托租赁跟进等这样一些方式，保证企业不差钱。又体现了我们这个基金规模大，社会资源广，在一二级资本市场融资、再融资有便利的条件，这个应该是我们基金的一个潜在的、政策性的优势。我们坚持市场化运作，当然市场化运作要注重回报。用市场化的方式来经营决策，按照股东会、董事会、管理人、托管人，把每个方面的义务责任界定开。再一个就是选择优势项目、适时退出，给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支撑、管理咨询、客户嫁接、资产管理和家族财富管理，这样一条龙的综合化、系统化的综合服务。这样基本上能够体现我们政策和市场相结合扶植企业发展的方式。

　　金融支农创新方面，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基本上调集了涉农的所有的金融工具，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选择项目、决策项目和扶持项目。我曾经在农村金融方面做过一些课题研究，尽管当时觉得研究挺成功，但现在看来，还是没有触及到一些实质性的内容。目前我们对农村金融的理解往往还是停留在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几个层面。财政部近些年在金融支农方面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比如对涉农贷款增量的补贴、中小金融机构的费用补贴等等。这些都是新模式新方式，但要想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仅财政部通过这种公共财政资金来做还是不够的，需要财政部门协同金融监管部一起来下工夫，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有机结合，特别是对大量的信贷资金，不要让它在金融圈子里进行体内循环。目前市场上的资金存量实际上非常庞大的，这么庞大的资金存量往往都是在金融圈内进行体内循环，而没有落到实体经济当中，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体现不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基金实现了一个突破。尽管流程很多，但基金所投的资金会以很快的速度、很高的效率直接砸到土地上、送到农民手中。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创新。我们的资金没有在实体经济之外打转转、浮在半空中，这样就能够对农业的发展，不说立竿见影吧，至少能够较快地起到作用。

　　主持人：您跟我们大家说说，目前我国的农业、产业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子？

　　吴文军：我对农业这个领域尽管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通过对农业企业、农村的接触，我整体的感觉还是不乐观。我想这也是连续10多年中央都是以中央1号文的形式来强调“三农”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不乐观，我想有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耕地红线这个问题。中央一再强调耕地红线，要保持耕地红线不动摇，但从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红线现在尽管勉强保持这样一个水平，但这里还有很多打折扣的地方。实际上，红线内有相当部分的耕地没有被利用起来，有撂荒的情况，再有就是置换用地，那是不可能作为耕地用的。就是说土地面积是保留了，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使用或者是不能使用的。这实际上直接危机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我个人觉得从两个方面着力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一个是小规模的耕种效率很低，也没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这是大势所趋。只有实现土地的流转以后，让以往粗放型的小面积的耕种，变成这种集约化的大生产，我们才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我跟袁隆平老师也做过长时间的交流，他对我说，他已经研究出来亩产上千公斤的粮食品种，但是并没有多少人买，市场销售不是很好。

　　主持人：为什么没有多少人买？

　　吴文军：对呀，实际上我当时也提得这个问题。他说是你看现在人家就一亩三分地，种多种少，只要种了就行了，还可以领到种粮的补贴，他没有指望那一点地赚钱。所以，他不种就可以拿到补贴，种了也拿不到多少钱，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对于高产量的品种就没有推广的积极性。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实行土地的流转后，这种大面积的耕种，土地集中，面积扩大了，出现了一些农场主，然后他才有引进高产量品种的积极性，这样才真正能把种田种地作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来做。因为打工一天也能赚几百块钱，种地如果能超过几百块钱，才能把一些人重新吸引回土地上来。长远来看，土地流转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现状是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在逐步改变，通过土地流转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推广高产量的品种，这样能够保证粮食的安全。另外，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些具备一定的实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走出去就是海外屯田、海外屯地。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实际上我国很多企业已经在巴西、在阿根廷买了一些地，但是要考虑到从南美你就是不带粮食，单程往返，还要转机，很费事。

　　主持人：据说是如果从南美那边走航运过来的话，大概是20多天，将近30天的。

　　吴文军：对，时间是很长，现在还没有直航，人过去都得通过到欧洲去转机。

　　主持人：要转一下才行。

　　吴文军：所以在那儿种地，再把粮食运回来都挺长时间的，这还是从比较和平时期，如果是真碰到一些不平稳的时候，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一下子卡脖子了那又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好的选择，比如我们周边那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柬埔寨，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周边国家。我们从一些走去处的企业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得到，在我国北方，像前苏联这些国家的土地非常肥沃，而且水利设施很完备，就是没人种，我们一旦给他租下来，配上适当的人工，把机器设备开进去，可以就大面积进行收购了，而且很近。南方，东南亚这些靠近我们、相对友好的国家，他们一年都可以种3季、4季，这样也可以很便利的运回来。所以一个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集约化的生产，调动农民种粮、种地的积极性，来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另外一方面，通过海外屯田屯地来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这样一来耕地红线的压力就会小很多。我觉得这个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做一些工作。

　　还有每当我行走在乡村小路上时就会感受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国的粮食连续10多年超产，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持续，甚至说是有点违背自然规律。特别是2013年，我们的粮食主产区东三省都遭了灾，吉林地震，龙江、辽宁都有水灾；南方，像湖南、江西都也遇到水灾，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够超产，怎么超产的呢？我问过一些农业专家，无非就是多用化肥、多用农药。简单来说就是化肥催产，农药减少病虫害，能够保证产量。但是化肥和农药大量长期的用，像东北地区的土地板结化现象已经很明显了。还有一个方面，我去医院拿药时跟医生聊天，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在农业方面的失误，这种社会矛盾都集中体现在医院了。人为什么得病，实际上就是吃了太多致病的食品，特别是我们的基本口粮，稻子和小麦，因为里面都含了很多农药成分，包括鸡鸭鱼肉也都含了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这些都会就对人的身体造成影响，最后人就送到医院了。现在哪个医院都是人满为患，特别是北京的医院，医生已经不堪重负，我觉得好像没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医生确实很辛苦，全国各地来的病人到那儿，他头也抬不起来，不断的开方子。所以国家那么强调要食品安全的问题，包括习总书记在农村工作会上也提到要保证舌尖上的安全、保证餐桌上的卫生。所以我觉得超产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大面积的使用农药、化肥这种方式应适可而止，否则对生命健康都会造成影响。象湖南、江西这些地方，现在都难以想象，以往的鱼米之乡现在灌溉用水都成问题，不是说没水，就是因为这个水污染。你看湖南有些地方明显有塘、有河、有江的支流，但是这个水不能够用来灌溉耕地，为什么呢？因为水里面的重金属超标了，不是种地的时候在地里撒重金属，而是因为水里面的重金属比重太高了，长到谷子、稻子里面。所以水污染在南方一些鱼米之乡已经很严重了。有些农民不得不采用打井的方式，抽地下水来灌溉农地，若干年前想这些都不可思议。你说北方我们是用地下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地面水确实少，整个华北平原这一带，特别是北京，北京主要是通过抽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或者是作为灌溉用水。但是南方明显地面上的水，河流湖泊都有，但是那个水不能作为灌溉，已经被污染了，不能作为灌溉用水，只能通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地打井来抽地下水，那个相对干净一点，来作为灌溉用水。所以从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出，我们农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另外，我国农业产业抗风险的能力还非常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基金去年投资的一个养鸡企业。本来这个企业的规模非常大，纯养鸡一年销售收入就30亿，这个规模在单一品种上是国内最大规模的，而且从董事长、管理团队，包括企业管理方方面面都很有优势，但是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养殖企业去年却亏损了呢，本来它可以准备上市了，但是去年一下子亏损了，一下子有得耽误三年。为什么亏损呢？从企业方面看应该没什么责任的，主要是外在的一些风险导致的，当然媒体也有责任。去年春节以后，就开始查禽流感，就是说有人得了禽流感，并且在不断蔓延，这个时候就使得整个家禽养殖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按照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从3月份到9月份， 6个月的时间，畜禽业平均每天的损失是40个亿。财政部为了扶持大型的养殖企业，不让它们倒闭，中央财政一下子拿了19个亿作为贷款贴息扶持这些企业的发展，不能让大家没有鸡肉、鸭肉吃，这个数字也不小。无论是对于企业而言，还是对国家而言，损失都非常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损失？这里确实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我们的团队，包括我自己也到一些养鸡养鸭养鹅的企业现场去看过，有亚洲最大，有全国最大的企业。业主介绍说，这个企业的员工没有一个得所谓的禽流感这些病，他们所养的鸡、鸭、鹅也没有得这个病，所谓禽流感这个病，到底发生在哪儿呢？是在交易环节，菜市场。无论是南京、杭州还是上海，都是发生在交易环节，是在那个环节、那个地方发现有这个病例。我经常跟一些专家谈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即使2003年的SARS大面积的流行，全国都非常紧张，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这么一个影响大的病例到现在也没有找出病原体。当时怀疑是果子狸，但现在果子狸在一些地域反倒成了佳肴，而且是作为一个很高贵的东西来招待客人。即使是SARS，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来防御它、研究它，到现在也没有明确是什么原因、什么物种导致这个病。那这个N7H9流感，它跟禽有没有关联，这个需要非常慎重，所以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不能够很武断地就跟“禽”字关联起来。因为多一个“禽”字使得我们一天损失40个亿，使得中央财政拿了19个亿去补贴企业的贷款贴息。实际上对于这种N7N9病症这样一个描述就比较科学，给他比较科学的编号，这个“禽”字完全可以省掉，因为这个病跟哪个“禽”有没有关联，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断定说就是跟鸡鸭鹅有确凿的关系，没有谁敢这么说。没有下结论的之前，还应该稳妥一点，按照编号来表述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即使跟鸡鸭鹅有关联，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古已有之。我接触过一些农民，他们说，以往七、八十年代，鸡鸭鹅不得瘟疫死了还舍不得吃，还等着它打鸣下蛋呢。实际上冬春交接的时候，气温变化异常，像这种小的生物体，得个瘟疫是很正常的事情，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得了鸡瘟死了，煮熟了照吃，也没什么事。现在反倒很敏感，把它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毕竟它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禽流感跟SARS基本是同期出现的，SARS是2003年上半年，到了秋冬季就开始报道禽流感的事情。2003年到2014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看看相关报道，N7H9流感致死的病例也就60多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它跟个人的身体特征、身体状况是有关联的。即使完全归责于N7H9这个病菌的话，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主持人：我们回到企业在这方面的风控上，您觉得有哪些地方可以提升吗？

　　吴文军：一个媒体的报道，会让所有的养鸡、养鸭、养鹅户，养禽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损失，一有风吹草动，这么一个大的行业，那么多大的企业，一下子就抗不住了，所以这种抗风险能力确实很弱。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和政策，有哪些做法不合适？媒体也得检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当然企业方面，毫无疑问，内部也要采取一些防范风险的措施。从我们基金这个角度来讲，基金给企业做的工作就是引进保险机制。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都引进保险机制。比如对这家养鸡企业，基金让保险经纪公司专门给它设计一个险种，一旦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专业保险公司来理赔，这样把企业的一些非经营性因素排除在外，能够保证种养殖户放心大胆的来种养，也让基金投资方、国家能够尽量地减少受损失。

　　主持人：应该说这样的把它摊平了。

　　吴文军：保险本来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分散风险的机制。我说保险和担保联动，就是基金要帮助企业建立保险机制，设计专门的险种，让基金所投资的企业，无论是种人参的，还是养鸡、养鸭的，分散它的风险。目前市场上可能没有这样一种险种，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保险公司如果和基金投资的这家养殖企业能把这个险种做起来，以后在全国进行推广，对畜禽养殖业又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

　　主持人：这就是您所说我们做的不是一个企业，而且希望这样一个企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吴文军：我刚才谈的几个问题，包括耕地红线的问题、连年超产的问题、农业领域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是我对发展现代农业感觉不容乐观、需要下功夫、下大力气来改变的地方。存在的问题，需要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层面、企业自身，还有我们这些投资机构、科研部门，甚至媒体，携手来解决。

　　你刚才提到我们国家农业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初步的考虑是，通过国家持续不断的政策支持、充足的资金供应、技术人才的保障，走集约化、科学化、市场化的路径，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农业发展的方向。集约化就是我们要实行大面积土地流转，科学化是我们要实现品种、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创新产品的推广，市场化是在资金投入的方式和规模方面应该走市场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