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二月谈——《中国外贸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出现了吗？》2月26日在北京举行。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在报告会上表示，中国正面临着贸易规则重塑的新时期，中国要参与规则制定，并且做到“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而“入地”就是要夯实微观基础，那就是企业。外贸成绩的取得实际上是靠企业来担当的，所以要把它从做大到做强。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 央广网 王梦妍/摄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中国外贸35年的成就源于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

　　中国外贸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出现了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拐点肯定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了，即使是趋势性的改变，也需要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有多长？三年，五年，甚至可能还要更长，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货物贸易国，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过去35年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三年前大家可以讨论入市十周年，国际上也有这样一个认识，说中国是入市最大的赢家，是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成就了中国？我的观点，我们取得今天这个成就是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成果，35年来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把这样一个战略，把这个方向给它固化，把它制度化，用一个词那叫制度供给，所以不再是基于政策上的这种调整。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个便利化，当然今天的外贸形势和35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对于企业来讲外贸经营权本来这是一个天赋的权利，可是过去生生的给剥夺了，所以遭遇外贸垄断。现在这30多年演变过来，实际上把企业天然的权利，甚至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交还给个人。成就阿里巴巴就是因为市场准入撤出了，这是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一个成果。78年以来，我们金融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我要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非常自豪的是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是最彻底的，最成功的，成就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成就。

　　中国入市十年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时期，我说这是一个战斗时期，实际上就是贸易规则重塑的时期，中国过去是个学生，学习市场经济，熟悉市场经济规则，并且努力的践行，我们做的很好，成绩考试得了优。但是现在我们要参与规则制定，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入地还是要夯实我们的微观基础，那就是企业。外贸成绩的取得实际上是靠我们企业来担当的，所以怎么样把它从做大到做强，这个竞争力实际上来自于企业。那么就这个规则来讲，美国现在在另辟蹊径，所谓在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事情对我们很纠结，中国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里我想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如何参与这个游戏规则这的制定。

　　第一个，目前作为一个主流的大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要获得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当然多边贸易体制从1946年以来一直在发展，但是90年代以来，区域化却成为了一个和它并行的趋势，最近应该说是如火如荼。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自贸区谈判，这里面我们就不得不提美国，在90年代以前这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是欧洲在推动，欧共体，到欧洲自由贸易协定再到现在的欧盟，实际上它是推动这样一个区域化。

　　大国为何重视贸易区域化？

　　这个区域化，对美国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个挑战，有可能对美国是排除的，所以怎么应对它？美国重视区域主义，现在呈现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有13个，新兴大国中，像印度、俄罗斯都有16个，中国现在有11个，还有另外几个正在谈，最近中国和冰岛的自贸协定也通过了，要实施了。那么大国为什么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目标无外乎三类，一个是传统的经济收益，这样能获得投资上的效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大国签的自由贸易协定只有一个大国一个小国，对于大国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比方说即便是像北美自贸协定对美国的影响不到1%，对就业的影响也就是几万人，第二个可能出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就是要在谈判里面加一些政治上的条款，比方说欧盟，要把原来的东欧国家加入民主化的程度作为一个先决条件。

　　但这些现在看还不是主流，主流实际上是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这些又是推动大改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因，这也是美国对区域自由主义由消极转向积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国际经济规则的形势体现它对世界经济上的主导，或者经济上的霸权，所以无论是多变主义还是区域主义，那么实际上都是工具，都是为了控制规则主导权的一个手段，历史上美国曾经对区域主义一直持怀疑态度，那么当初积极的推动多边体制，目的实际上还是要打破英联邦体制。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多边回合谈判，主要为了减轻欧洲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但是，随着欧共体扩大，美国首先它又失去了整个对多边谈判的权力，所以它借助和加拿大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自此以后美国就发现，对于区域主义的积极探索，最终没有实现目标，所以在双边的FTI中，以市场准入作为交换条件，推动对方接受由美国来主导这样一个版本的贸易规则，由此扩大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从而获得主导权，这种做法将区域的规则推广到多边，实际上是有顺序的谈判。

　　对于拥有全球利益的美国来说，区域合作也并非是最终目标，最终还是要一个全球的目标，所以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在全球层面推广美国的贸易标准，实际上这是一个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一个有效工具。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国版本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目前TPP的确确没有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那么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非是主要目标，因为研究表明美国实际上从TPP中获得的经济受益非常有限，经济增长提高只能提高0.12到0.5个百分点。从经济层面来看，TPP也并未对亚洲一体化是反制措施，因为像东盟10+3，10+6等等，对于美国产生的这样一种贸易转移效应非常小。

　　中国的战略怎么解读呢？从目前已经形成的亚洲的生产网络能实现中国化的体系，在目前已经形成的亚洲的生产体系中把中国边缘化。按照美国惯用的手法，虽然现在推动TPP谈判，主要是谋求国家经济规则的主导权从区域入手、志在全球，美国推动的TPP谈判策略，形成以TPP为主的贸易集团，以此在亚泰地区以及将来在WTO这个框架内迫使其他的经济体都来接受这样一个贸易规则，正如美国前谈判副代表说，美国的目的是达成一套适应于所有亚泰国家的规则，要加入的国家必须遵守此规则，在TPP谈判对象的选择上也是有利于美国主导权为主的标准。美国首先将已经与它签署了双边的FTI国家纳入谈判对象，比如智力、澳大利亚，之后就是墨西哥、加拿大，再通过有顺序的谈判策略向马来西亚、文莱、日本，还有韩国，因为双方已经有自由贸易谈判。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看出，美国不愿意中国出现。

　　美国推动的实际上是有利于它重新获得主导权，不是多边化。因此TPP谈判战略意义巨大，后来跟进的包括关于服务贸易的一个谈判，以及美国和欧盟谈的TTIP，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协同效应，所以一旦成功，美国就可以携这些成果来改造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系，从而从根本上来撤除目前西方一致的基本规则，打造由美国主导的WTO升级版，这个就是国际规则战略时期的一个状况。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应对呢？这个影响对中国来讲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标准高，因为70%的议题属于边境内的措施，无竞争政策知识产权，而非传统的边界措施，如关税海关措施，所以规则深入到国家内部。中国有什么特殊性，包括国有企业，包括我们对一些行业的一些产业政策等等，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中国要面临世界贸易规则不确定的挑战

　　50%的议题在亚太地区STA是难以出现的，现有的水平相对比较低，所以50%没有出现，像包括劳工、环境、安全标准，中小企业等等，这个出现的频率都低于10%，像商业便利化、文化、科技等等更是一个全新的贸易议题，毫无疑问，就是这些议题实际上是符合美国的优势，像服务贸易开放，像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像竞争中立等等，这对于中国以及其他的经济体包括像印度、巴西等等都有这样的挑战。所以尽管TPP在过去谈判进程中是一拖再拖，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加快的进程，这样的话，从中长期来看，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贸易规则，希望在专门领域像服务贸易、信息产品等达成协议的决心都非常大，所以最终实现在全球实施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现在成为第一大国，我们同时要面临这样一种规则制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我国要在新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只是一个学生，只是学习规则，熟悉规则，最大程度保障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这既是当年加入WTO重要的目标之一，也是党十八大报告中所确定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必须以开放的状态进入。

　　除了TPP的谈判，我们实际上还有其他的路径课选择，一是与美欧双边投资协定，实际上我们和美国也在谈，欧盟也提出一种建议，就是说很愿意谈，因为谈判实际上很多内容也是TPP的议题，准入待遇，准入清单，这都写进了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个实际上是在激励合作，参与投资规定的制定，目前美欧正在督促竞争中立的方式，美国甚至要求各成员国对该问题做出一个政治性的承诺，所以竞争中立对于我们国内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任重而道远，但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我国观察员可参与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掌握主要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并且熟悉这样一个正在形成的新规则，为我所用。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周边，在亚洲推行中国版本、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从美欧经验来看，接近一体化通常是先区域内，后区域外。也就是说先稳定我们周边，稳定后院，然后布局全局，这只是借助美国的一个外交说词，所以我们的FTI的战略，首先选择深化我们和港澳台的合作，努力在WTO的框架下与港澳台商更高标准的合作。在中华经济区内率先实现高标准的市场准入，并在此基础上再打造中国和欧盟，包括和印度等等在内的谈判，所以在周边国家能够推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度发展。实际上从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经验，实际上不单单在基础设施方面是互联互通，实际上空间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看到的高效的发展，看到高速公路发展，再看看我们周边，其实这些合作空间非常大。

　　中国参与规则制定要“上天入地”

　　现在有个疑问说这个TPP是不是要推翻WTO？实际上是殊途同归，最后我们要努力实现WTO自身的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的时候中国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最后还会回到WTO升级版上。当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贸易强国的时候，我们一个有更高话语权的时候，这是“上天”。

　　“入地”就是夯实微观基础，现在事实上形成的是一个传统的网络。现在生产结构有冲击，但是没有改变，它是这样一种内在性。我们可以把国家分成三类，一个叫创新型国家，以德国为代表，德国是一个贸易强国，中间是一个生产型的国家，还有是资源型的国家，从研发，从他们投入的资源到制造能力，到消费大小是代表能力。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分布图变了，有大有小，我们讲创新国家消费实际上萎缩了，所以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的报告，去年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经济份额第一次接近50%，大家预计这还是一个趋势性的。但是这个趋势可能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跨越50%这个线，可能也反复，像最近很多新兴经济体也遇到麻烦，美国撤除共同体之后导致资本出逃，很多发展中国家又陷入困境。

　　实际上，中国生产的能力，还有我们的消费，都是在扩张。那么现在像资源型的国家，无论是俄罗斯，你拥有自然资源，即使是澳大利亚，这个也是在扩张。所以这样一个生产网络，有的可能是大型的企业不断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但是生产这个工作不是由自己来做，是交给别人来做，我们中国大量的企业加工贸易，实际上相当于有体力有生产，但是资源也不多，所以我们要进铁矿石，我们要进原油，你看中国的贸易结构排在前几位，第一大的就是原油，第二个是铁矿石。

　　北京这个雾霾天就是碳排放，2012年中国的碳排放占世界的20%。但是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分析，这其中有1/4我们是给别人，我们是生产者，但是这个责任不能都打在生产者的身上，还要打在消费者身上。欧洲生产少了，但是消费实际上也在增加，人均消费导致的排放其实一直在上升，中国其实碳是留给自己了。这样的话夯实基础也就说我们躯干性企业在价值链的结点上要往上爬，要变成一个大的企业，我们现在走出去的企业有多少，我们回头看，有多少企业像西门子到中国，我们中国的企业到国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考虑现在就是说这些企业无论是做加工贸易还是做一般贸易的，都是带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结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做贸易的都要考虑。

　　另外，我们在服务型经济中企业担当什么角色，我们讲后贸易大国，如果我们考虑到服务贸易那我们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这个比率大约是15：100，大约是6千亿的服务贸易，美国这个数字是超过30%，小一点的不用说了，像香港等等，所以我们要从大国向强国，那么从量到质转变，这个过程还很长，所以我们今天值得庆贺，但是也不宜盲目乐观，我们还是要夯实基础，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