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15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但是具体到落地执行并不容易。兑现普惠金融，需要解决哪些重点问题？

　　在普惠金融中，农村是最大的一块服务区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指出，金融机构贷款给农户的意愿不足，孤立提供金融服务还面临是否可持续等问题，关键还是要与当地实体经济相结合。

　　贝多广说：“征信不够，风险不好控制，或者是他没有抵押品等等。实际上，农村，如果你仅仅给他一笔贷款，这个仍然不解决问题。真正帮他找到一条经济发展的出路，这个普惠金融可能是真正可持续的。”

　　浙江省从2012年开展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普惠金融是实践的一个着力点。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说：“到2016年9月末，全省已经累计评定信用农户821万户，是有信用等级的，就是可以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占建档农户的85%。对已经建立信用档案的503万农户，累计发放贷款1万7608亿元。结合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我们推广了整村批发，集中授信。”

　　在传统的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普惠金融难以摆脱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难度大的制约，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支撑。

　　蚂蚁金服战略部资深总监孙涛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形成更强的地区覆盖度，缩小地区差距。例如，2011年上海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它是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4.9倍，而到2015年缩小到1.5倍。而且，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中，老年人并没有成为被遗忘的群体。孙涛说：“在2013年支付宝推出的时候，60岁以上的人也是迅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当60岁变成70岁，50岁变成60岁，40岁变成50岁的时候，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程度会越来越大，这部分人也在不断地学习、了解数字普惠金融。”

　　今年，杭州G20峰会发布了《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全球数字普惠金融的行动指引，包括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等。孙涛表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在多个方面发力。

　　孙涛介绍：“我们的技术一定要有足够的触达能力，传统的你要在西藏做一个银行网络，成本很高，但现在通过移动互联，就可以简单地完成这个问题，如果将来又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就更加便捷。同时要有足够的风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和消费、和投资结合起来，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再一个就是合规，自身怎么样达到监管的要求，如何区分优劣，分级分类进行监管。”

　　如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就此话题做出解读。

　　周天勇：普惠金融对于未来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以及扶贫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普惠金融首先是解决一个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融资难问题，主要方式就是微贷和小贷。它会降低贷款的成本、减少贷款的环节。另外，通过普惠金融把存贷结合起来，能够防止大银行从农村“抽水”的情况。

　　如何鼓励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首先，除了上述提到的蚂蚁金服之类的组织以外，我认为银监会、人民银行，特别是银监会要放开社区银行的设立，应当发展比如地区性的或者小的社区银行。

　　其次，要发展互助金融。过去发展过农村互助金融，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没有将其好的方面继承下来。因此还是要发展农村自己的小银行、合作银行，以及互助金融等来解决问题。

　　第三，建立普惠金融体系，一方面是农民的抵押物问题，对于林地、宅地、耕地土地使用财产权要尽快确权确证，而且要规定应当可以将其抵押进行贷款；农民的宅院、水利、基建等这些设施也可以抵押。另一方面，中央财政还需将农业保险体系建立起来，比如自然灾害等必须要农业保险去解决。

　　第四，存款保险要延伸到农村。比如存款到农村信用社、小银行，如果发生问题，让存款保险来解决。同时还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通过大数据进行及时监管，而且要防止和严厉打击农村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