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了《进一步做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意见》，要求上海浦东等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沿阵地”，在2018年底前完成31项具体改革任务，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设立的承担国家层面综合性改革任务的试点地区。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等12个地区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十年来，各试验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创造出了商事登记、教育“管办评”、市场采购贸易、科技和金融相结合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孕育诞生了中国(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储备了政策。 《意见》着重指出，要建立改革的试错容错机制，最大程度宽容改革失误，保护改革积极性。对长期等待观望、寄希望于给予优惠政策、试验多年而无较大进展的试验区取消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格。　　

　　改革试验区发展面临哪些难题？进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对此解读。

　　经济之声：其实，无论是综改区、自贸区还是国家级新区，都应该是政策洼地、改革高地，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新优势。这次《意见》着重指出，对长期等待观望、寄希望于给予优惠政策、试验多年而无较大进展的试验区取消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格。您认为取消资格对那些相对落后的试验区意味着什么？

　　石磊：首先这涉及到国家为什么要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处于不同战略发展的任务实验建立改革实验区，包括科技实验和综合体制配套改革和自贸实验。中国有一个重要成功的经验30多年来行之有效，就是先点上实验，然后面上推开。这可以降低风险，可以把有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进一步的完善结合本地情况，在全国推广，会有很好的效果。

　　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任务，如果选择了一些实验区却没有按照预想的目标或者良好的效果，那么就势必延缓了由点到面的推广过程，浪费了国家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同时也使得本来应该见效的一些好的政策在这些地方由于懒政，或者由于不配套，由于特别客观条件的制约，导致他们没有获得很好的政策效应。无论这样三者是哪一种情况都会损害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也会浪费国家的资源，降低了公众对中央宏观决策的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取消一些行之无效的试点是正当的。

　　经济之声：如果从微观层面，对于这个实验区的当地来说，如果说它的资格被取消了，它会损失什么？

　　石磊：会有两个方面的影响，试点区可有一些体制和政策性的配套，甚至是资金上的支持，一旦取消以后，会导致它受到显著的影响。过去实际上也有过，有几个地区也面临这个情况。

　　另外，认为是正面的影响，一旦被撤销以后，不是撤销了就算不成功，就让你继续不成功下去，你还要反思还要揪错，要重新选择一个更好的机制。国家在全国选了几个科技创新实验区和科技成果推广区，这些实验区里，国家有一些体制和资源的配套和人力资源的一些配套的。个如果真的没有成功，在总结的基础上能够恢复比较好的状况，将来整改过了以后，还会恢复实验区的条件也有可能的，所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都要看。　　   

　　经济之声：十年来，国家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等12个地区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当然，既然是“改革”是“试验”就容许试错，目前有哪些成果值得肯定？

　　石磊：实验区的成果可能要看不同的地区具体的情况，如果用同一个标准很难说。比如上海，综合配套改革主要是推进贸易体系的发展和融体系建设，以及这个两大目标相配套的一些改革措施，还有一个是加速市场化的进程，尤其是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跟更高的国际市场保持协调一致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引领整个全国经济市场化在开放的进程。上海的这个地方试点主要国家从战略上主要是想获得这样的效果。

　　之所以综合配套改革到一定程度以后，两年前中央下决心在上海试点搞自贸实验区，实际上也是基于对过去市场化改革配套这个改革试点成功的一个总结。中国那么大，各地条件千差万别，仅有上海的一个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试点推向全国有问题，所以就把上海实验成果有一部分经验，如政府服务，体制改革的方式在9个月向全国推，政府签单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像中部和中西部，用上海的成功经验还不行，可能要结合本地区协调发展和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区域政治的一些特点来寻取一些行之有效的适合本地的配套改革的方式。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用什么样的配套改革方式才能够让老工业基地有新兴产业来接替这些发展，避免了老工业机制衰败了以后整个地方经济持续的衰退。还有南方一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沿海城市，怎么能够用多边和双边的贸易来激活它本地区的经济，并且有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主要就是根据这样一些情况来评价各地区的试点发展的经验。　　   

　　经济之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实验目的，不同的推广方向，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改革”要在创新上下功夫。中国现行的一些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仍适应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抑制了创新主体的动力。企业方面也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创新”的动力从哪来？要怎么改？

　　石磊：首先最基本的微观创新的动力还是来源于企业，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的动力不足，这就涉及到配套改革中央税收或者是机制的设计和地方税的机制的设计。综合起来看，如果一个偏高的这个税负企业，将继续长期没有创新发展的动力，这个税制必须改革，光靠这些还不行。第二个动力就是政府新政改制，释放出两个力量，一个是公共品提供的动力，第二个就是政府下决心配合市场经济领域，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机制，让市场这个真正起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释放政府动力和强化市场动力的方面。第三就是科技创新的动力，科技创新我们讲了很多年，就是产学研结合。很多地方事实上有多部委有形式无内容，原因之一是想结合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更多创新的钱不能真正的用到人头上，只是用在设备商难免会出现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持续无解的问题，到底创新的动力，高效创新的动力在哪里，为什么成果转化速度比较慢，为什么大量的创新的专利，技术性的专利一不小心就成为死专利，而且很多专利铺里面已经存了很多年，继续在专利保护，浪费国家财政的钱，在没有转换的先进生产力。所以真正的动力释放需要深化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又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体制，科技进步的体制，以及产学研结合的关键机制的设计，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

　　经济之声：税收，行政的这样公共品提供可推出市场资源配置，及科技创新方面，这三个方面，最后还要从地方官员角度来讲，很多地方官员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愿意改。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

　　石磊：确实存在大家担心的懒政的现象，过去大家说懒政可能是由于反腐导致人人提心吊胆，感觉好像是多做多错，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并不是你做多了事情就违法，关键是你可以多做，问题是你怎么做。

　　此外，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巡视员孟宪棠指出，市场竞争秩序不完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创新。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还亟待进一步加强。在培养创新人才的理念和体系方面还需进一步强化，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扭曲，对创新驱动没有形成倒逼机制，企业也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分析，建立改革的试错容错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改革要突破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规定，有可能会触及法律规定，万一遇到这些情况，可能需要由相关立法机构授权，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小产权房改革等。让这些地方改革，就是为今后的法律调整和全面推开做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