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9月25日消息（记者 王明月）“在漫长的二十多年里，国企改革一直在‘放’和‘收’之间徘徊，没能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魔咒。”23日，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指出。当天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在结构性改革中如何推进国企改革？”“怎样才能实现国企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
先调布局再转机制，国企改革需分类分层
“国企改革要先调整布局，再转变机制。”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指出，一是因为当前供给侧改革给布局调整提供了机会，二是因为既然将来部分国企面临退出，就不用再转机制。
关于国企的布局，张思平认为，国企供给面太宽，涉及领域太广，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五年过去，国企扩张的局面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扩张。对此，他指出，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和没有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应该退出。此外，虽然“赚钱”但不符合国企定位的企业也应该退出，在中小金融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国企也应该退出。
国企由于分布广、种类多样，“必须以对每家国企进行分类、并以向社会公布为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国企改革到了分类改革阶段。
黄群慧表示，针对国企需要进行公益类、竞争性商业类和战略性商业类划分，并以此制定不同的国资监管机制；对混合所有股权结构中的国有持股比例要求不同，企业治理机制也要有差异。“现在国资委已经分类完毕，但是有一点没有做，一定要向社会公布这类企业是什么类型的。” 黄群慧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体制应该从“集中统一”转向“分类分层”。
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管资本”是关键
除布局问题外，张思平认为，国企改革推行的面临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机制的转换，“管资产”向“管资本”转移依旧没有突破。
陈清泰也认为国有资产“资本化”是化解诸多矛盾的关键。“资本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从根本上理顺长期困扰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陈清泰指出。
但是，实践中对“管资本”的两种理解、两种做法会导致两种结果。“管资本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含糊的概念尚需澄清。”陈清泰指出。
一种理解认为，“管资本”的前提是国有资产必须由实物形态的“企业”，转变为价值形态的“资本”。在实现“资本化”后，出资人机构监管的对象就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构，与实体企业不再有直接的产权关系，政企分开将顺理成章。另外，国有资产逐步资本化、证券化，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将产生重大正面效应。
然而，对“管资本”的另一种理解却是在强化对未转制企业监管的同时，还要把监管扩展到这些企业可以运作的“资本”，包括重点管好这些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等。“这种理解将继续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兜圈子。”陈清泰指出，两种理解、两种做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推进员工持股、创新激励机制，谨防“鞭打快牛”
“我认为共享制股改可能不失为一个推进混改的抓手。”论坛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资委企改局原副局长周放生建言道。
什么是共享制股改？“就是对企业来说，首先是划小核算单位，合理确定核算单位和利润考核指标或者成本费用考核指标。” 周放生解释说，如果每年调升指标就是“鞭打快牛”，越努力干活等于给自己挖坑。而共享制股改的关键点在于，对于增量利润，骨干员工与“老板”应该共享。周放生指出，共享制股改后，不仅能有效减少腐败，还能减少浪费，调动员工积极性。
“共享制股改没有门槛，不需要资金投入、没有成本、没有风险、不涉及改制。”周放生指出，改革要先易后难，中央提出要做增量改革，在增量改革基础上推进存量改革，也是先易后难。“共享制股改是增值改革，是在企业效益提高，国有资本增值中推进混改员工持股。”周放生认为，共享制股改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混改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混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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