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上午，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在北京联合举行“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7年春季预测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单位的多位权威专家，就2017年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讨。
宏观政策不能“新瓶装旧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2017年宏观政策的重点是要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拿什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怎么降成本补短板？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我们能够操作的政策手段第一不多，第二不熟悉。我们熟悉的都是以往的一套做法，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就会新瓶装旧酒。
举个例子，大家都主张2017年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要进一步减税降费，怎么做？简政放权的目的是调整资源配置，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和企业；是给企业和实体经济减税降费。减税降费传统做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进行收费的结构性调整，前提是政府制度不变，这是收入的结构性调整。第二种支出不变，但是减税之后肯定增列赤字，变成了以国债和税收之间的替代。第三种就是实实在在的既减税也减支出。这是三种不同的决策。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应该怎么选择？
很多人选择第二种，扩大财政赤字支持减税，但这和以往经济发展旧常态和发展需求没有什么两样。同时，这样做也改变不了资源配置的格局，资源配置格局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此外，这样能降成本吗？不能。因为每年要增加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在中央财政收支报表上，是这几年增速最快的项目。所以，从企业角度看，可能是近期成本没有增加，但是没有减少，但是远期来看，它的负担肯定是要增加的，因为政府要收税和收费，就是因为有支出，只要不减支出，就谈不到降成本。
第三个选择就是降税减费的同时减支出，政府割让一部分资源给企业，长周期来看不会增加企业未来的成本支出。这三种选择很清楚，可是放在当前的背景下，就会发现最好的选择，往往大家不会提及或者提得比较少，甚至认为不可能。
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从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时候，要率先的把理念进行调整，时刻记住背后的背景是发展新常态，要奔向的目标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识到背景变了，目标也变了的时候，才能正确讨论问题，判断问题，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迎来增速回调拐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立群
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增速回调的一个拐点，由回落转向平稳增长，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平应该和上一年大体相当。
理由主要还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出口的增长来看，2015年、2016年中国的出口都是连续的负增长，但是今年的出口，低位企稳的概率明显加大。一是世界经济恢复的因素在增加。二是，从中国出口本身来看，经济转型升级的效果正在逐渐加强，稳出口的政策效果也显现。如果再考虑到基数比较低的因素，今年出口从增长的态势来看，出现低位企稳态势的概率明显增大。
第二个方面从投资来看，投资增长应该比去年水平要略高一些。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去年房地产投资增长6.9%，开始出现一个恢复的态势，这在2017年是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在支持房地产向着一个平稳可持续的方向转变。首先，尽管有一些大城市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城镇化仍然在顽强地推进。2016年城镇常住人口又增加2000多万人，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并没有终结。具体表现从一线超大城市主导，开始更多转向二线一些热点城市主导。
从新型城镇化发展来看，现在强调了要以城市群为主题形态，强调一线大城市、中心城市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边的三四线城市联合发展。至少在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中，辐射带动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所以，今年房地产投资已经从过去几年大波动当中大体走出来，开始进入到一个平稳的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二是基础设施投资有望继续保持一个较高增长态势。目前，与新型城镇化布局联系，各地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在补课，大中小城市之间体系建设的步伐在加快，项目非常多。而在资金方面，包括地方债置换、包括PPP等措施，使得资金保障条件和过去相比趋向改善。
在这两个投资拉动下，2016年重化工业和能源工业的市场销售形势在明显好转，企业效益好转，带来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恢复，今年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将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全球经济面临三个核心问题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全球经济我有三个基本的看法，一是2017年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拐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要真正复苏，走向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可能需要十年。从2008年到2017年正好十年了。从贸易和投资，明显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美国、日本、欧洲的商品贸易量在增长，已经好于新兴市场了，好于亚洲。美国、日本、欧洲基本上经过实体经济的十年调整，进入了一个新增长的阶段，可能增长速度还比较慢，但是实体经济的调整和恢复是到了新阶段。
二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经过十年转型，现在初见成效。但是，其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非常多。比如，关于英国“脱欧”，英国前商务部部长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他认为英国硬“脱欧”，会使双方针锋相对。英国“脱欧”真正实施，可能会在2020年到2022年。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是明显增加的。
三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严重不平衡。全球经济核心有三个问题，1990年以来始终没有解决好。第一个问题是创新问题。全球经济从1990年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选择，你的创新是到金融创新还是科技创新？全球经济的问题就是创新方面远远不平衡，金融创新强，科技创新弱，出现了全球的新工业革命，但全球劳动生产率持续紧缩。第二个问题是全球的公平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全球治理问题，未来全球治理是多边还是区域，这些问题都是始终没有解决好。如果全球经济的风险大于全球经济的机遇，中国的下一步往哪去？这是一个问题。
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必然过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李善同
我国现在正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结构性的变化，原来是工业主导，现在变成了服务业主导;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处于上升的阶段,从物质和商品消费，向服务业消费转型……
总的来看，过去这些年，消费的增长率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消费实际上是稳定增长的，投资可以根据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的意愿可以提高，服务业的增长不会快于制造业。所以，当发展进入了一定阶段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样。
此外，全球的经济实际上从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是处于比较疲软的状态。特别是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实际上也是跟经济增长一样，是处于一种比较下滑的态势。TFP增长比较快的第二产业比重下滑，以及TFP增长比较慢的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是导致发达国家TFP下滑的直接原因，这点跟我们现在处于的状态是有相近的地方的。
实际上TFP的放缓不一定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放缓，而是在于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和以往的传统技术作用不一样的，现在有很多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带来的很多服务是免费的，或者是非市场化的。所以这个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本身产业可能没有算进去，所以产生了低估。还有一个核算问题，现在的核算是基于商品的，对于服务业的核算是低估，比如说数字化服务，经济活动占GDP的0.3%，但是没有估计到核算中间去。这些都影响TFP的的下滑。这说明，现在经济增速放缓，无论从中国处于的阶段，还是世界当前的特点来讲，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制造业将迎来一轮“小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斌
宏观经济研究最关心的无非是两个变量，第一是产出，第二是价格。从这两个变量来看，201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是非常特殊的。过去价格涨上去，经济增长也跟上去。但2016年PPI大幅上涨，整个工业品价格都有很大的上涨，不过并没有看到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上涨。工业增加值增速是平的，GDP增速也是平的。从这两大变量的组合来看，2016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价格涨上去了，但是数量供给没有上去。
这个现象比较奇特，但是不能叫做“滞胀”。理解这个现象需要看数据背后发生了什么，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宏观经济。
这背后有三个力量。第一个力量是，在2016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周期性行业的大幅度的反弹回升，房地产销售、汽车销售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有非常大的反弹。如果说我们划在供求曲线里面，那么需求曲线会带来价格的上涨，但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数量的涨，所以光看这个是不够的。
第二个力量是去产能，我们在钢铁、煤炭政策上有很多行政化的手段，但是去产能相当于供求曲线向左移动，会代表价格上涨。但是光靠去产能也远远不够，因为去产能主要限于钢铁和煤炭，其实去年主要是煤炭，钢铁的产能是增加的。
第三个力量是中国宏观经济供给面，特别是工业部门，供给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看到从2010年到2016年整个的工业部门的制造业投资是节节往下走，如果把一些落后产能的淘汰，再把一些折旧考虑进去，很多行业的投资是负增长，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经济结构转型大背景下，消费结构在转型，大家有钱之后不去买那么多工业品，而是去买服务。国外的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的工业品需求增长速度也在下降，这样的背景下工业企业从2010年到2016年之间是一个非常难受的局面，因为面临产品需求是在持续下降。
而2017年将是周期性行业下行的上半场。上半场很重要，增长指标无非是原来快现在慢了，但是还是中高的增长速度。所以整个房地产、汽车销售，增长速度会有调整，但是幅度不会很大。整个2017年，从价格和产出两个变量来看，不会是特别难受的一年，最起码不会像2015年那段时间那么难受。
总的宏观经济经济还是不错的，这里面会有亮点，出口会是亮点。更重要的亮点是中国的制造业将迎来新一轮小的革命，中国的制造业内资品牌壮大，原来我们进口很多中间产品，通过合资品牌生产很多东西，现在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品牌所替代。典型的例子汽车，我没有去现场看，我看到很多报道，也看到市场份额的变化，国产品牌汽车市场份额大幅度上升，我们可以看到法系和韩系的品牌在下降，中国的汽车性价比三五年前还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几年的时间赶得还是很快的，但是汽车只是一个例子，很多制造业里面，包括中间品里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中国企业用劲做进口替代，因为国内的市场大，整个制造业进口替代、技术升级，这个变化是超出预期的，比想象好得多，这是今后制造业里面这方面亮点越来越多。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三个关键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陈彦斌
我国怎么样才能够迈向高收入经济体？根本性的是三个关键政策：
一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过去这几年增长速度在下滑，消费增速下降，同时潜在增长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核算显示，资本对于增长的贡献高达68%。就国内经济而言，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推动力，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推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推动的新型的方式，这是未来可以改善的空间。由创新和人的资本驱动的新型方式提升潜在经济增长，提高增长速度，更容易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二是关注贫富差距。现在谈的这些指标是平均计算的，但是由于贫富差距扩大，更多人是被平均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贫富差距扩大了，导致收入不稳定，导致消费上不去，这是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一大问题。必须更多地关心和关注贫富差距问题，这是迈向高收入经济的关键政策。
三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宏观调控力度很大，有45万亿的项目，力度很大，但效率不高，效果不好。宏观政策效率不高，有三点，首先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效率偏低，太多的资金和项目流向了房地产；其次是预期管理做得不好，我们原来不知道货币政策到底干什么，无法解读，无法判断，很难对未来的政策做一个清晰的判断，不知道谁干什么，没有预期怎么会有信心，没有信心怎么会有效果；最后是很多政策还不到位，要加强各项宏观政策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协调，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必须到位，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到位。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
习近平寄语新闻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