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2013年9月，苏轼创作的《功甫帖》以822.9万美元（合5037万元）在纽约苏富比拍出，买家为上海收藏家刘益谦。

　　②:2013年5月，鲁迅手稿《古小说钩沉》在嘉德春拍古籍善本专场以11.5倍于起拍价的690万元成交。

　　③:2013年11月，出自鲁迅亲笔的《致陶亢德信札》，全文不过200余字，却拍出655.5万元的天价，每字均价3万元。

　　④:2013年5月，“曾国藩手书家训”从10万元起拍，以230万元成交，内文标注写于咸丰十一年（注：公元1861年）。

　　⑤:2014年1月5日，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南京以1207.5万元成交，创下中国文人手稿拍卖新纪录。

　　1207.5万元！国内文化名人手迹的拍卖新纪录诞生。2014年的1月5日，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大幅刷新了半年前由鲁迅的手稿《古小说钩沉》创下的690万元成交价。

　　在众多拍品类型里，包含了手稿与信件的名人手迹，一向被视为最具人文情怀的那一种。因为，从它们折射出的时代影子里往往能还原出一段有体温的历史。不过，情怀归情怀，拍卖的介入，使其也贴上显目的价码，并且在整个2013年着实火了一把。

　　从1994年嘉德推出首个名人手迹拍卖专场算起，今年正好步入弱冠之年的名人手迹拍卖也站到了十字路口：一头是伴随难以自抑的价格上扬的躁动，一头是事关物件流转与权益归属的纷争。

　　1 一字万“金”的热闹

　　名人手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热闹。以逾5千万元拍出的《功甫帖》，自去年12月中旬起就身陷真伪争论，如今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苏轼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他在九百多年前写给好友的寥寥九个字，竟能生出如此事端。同样猜不到那些书信结局的还有鲁迅，他亲笔手书的《致陶亢德信札》，全文仅二百余字，在两个月前的嘉德秋拍上竟拍得655.5万元的天价，每个字均价3万元，足可谓一字万“金”。

　　事实上，名人手迹在去年就迎来了“井喷”行情。同样亮相嘉德拍场的李大钊《致吴若男（章士钊夫人）书札》以414万元成交，陈独秀《致陶亢德书札》拍出230万元，曾国藩手书家训以超过估价20倍的230万元卖出。地处杭州的西泠秋拍也上演“翻身仗”，名人手迹专场成交率超过91%，远高于其它场次，载有民国教育史料的《梅贻琦日记》也以逾百万元的价格易手。

　　尽管早在20年前，就不乏尚被归为古籍善本专场的名人手迹身影现身拍场，但相比书法、绘画，这些年，信札和手稿一直只有充任配角的份儿，无论上拍量，还是身价，都排到了各类拍品的后面。然而，凭着去年屡屡创出的价格新高，以及整体上扬的行情，它已悄然完成了向主角的转换。

　　坊间有人推算认为，名人手迹拍品这些年的年均涨幅达到30%。见证了其崛起全过程的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认为，这一数据太保守了。在他看来，把时间拉回到20年前，几百元一件的书信比比皆是，现如今数万元、十几万元才是主流价格。在他印象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场古籍善本的成交额也就四五百万元上下，直到上世纪末，才触摸到千万元的边沿，如今又站到了“分水岭”，因为价格已经涨到很多人“难以接受”的点位。

　　尽管与动辄上亿元的书画相比，手迹依然显得“便宜”，不过，拓晓堂并不认同这种横向作比的方式。“与书画、陶瓷不同，它的门槛太高，参与群体注定只能是小众化。”他将手迹拍卖持续“高烧”归因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回暖。“行情好了，散落在民间的藏品自然就纷纷抛头露面了。”

　　然而，由于名人手迹太过散落，书写人及其家属很难控制其流转途径，众多上拍的书信、手稿也并非出自当事人或其后人。其中，有的是出版社将名作家的投稿，与编辑的通信当作故纸堆处理给了收废纸的；也有由于历史原因，“文革”中被查抄的手稿未能归还当事人的。古籍收藏家黄裳就在“文革”中失去了全部藏书和名人手迹，后来也只得到部分归还品。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早些年总能在潘家园“淘”到一些含金量颇高的名人信札。“它们中，就有由专门守在名人居住小区周围的‘拾荒者’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好东西。”名人手迹鉴藏家方继孝说。不过，针对“书信拍卖源自潘家园旧货市场”的说法，拓晓堂并不认同，“在国内收藏史上，书札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项目，现在保留下来的淳化阁帖等碑帖，百分之八十都是书信。因此，名人信札不是从潘家园走向拍场，而是由拍场引导在先，激发出民间的收藏兴趣，这是传统。”

　　2 玩儿不起的“粉丝”情怀

　　物以稀为贵，这话用在名人手迹拍卖上再合适不过。鲁迅博物馆资料部主任刘思源对鲁迅手书的《致陶亢德信札》，拍出名人信札的价格新高，并不感到意外。“我们觉得存世的鲁迅书信已经差不多了，想再找也非常难了。十多年里，我们馆仅一次性征集到鲁迅的信札十余封。”他介绍说，除去刚刚拍出的《致陶亢德信札》外，鲁迅的其他书信已悉数入藏鲁迅博物馆。“鲁迅的文物每一次在拍卖市场出现，都是以非常高的价格拍出。因为大部分都在国家手里，不可能进入民间收藏市场，拿出真东西的更是少之又少。”

　　为了丰富馆藏手迹，刘思源曾经亲自揣着钱前往拍场“淘”宝。在半年前创出近700万元成交价之前，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手稿还有过一次上拍记录。据刘思源回忆，当时的起拍价只有8800元，他拿了3万多元参与竞买，“起拍后直接就上了两万元。我一次牌子没举，这件作品就出去了，拍出13万多元。”鲁迅的另一件上拍品同样抢手，刘思源介绍说，装帧形式为毛边本的《域外小说集》尽管品相不太好，一百多页也拍出了39万元，也是因为存世量很少才拍出高价。

　　“我看见拍的鲁迅真东西就是这两件。”刘思源对才拍出的《致陶亢德信札》这件鲁迅信札的真伪提出了质疑。“三十多年前出的影印图书《鲁迅手稿全集》，已经收了跟拍出的这封信内容一模一样的信件，我看了图，文字飞动自如，我相信那才是原件。而拍出的这封信的字迹痴肥沉滞，我估计是手写模仿，一看就不是鲁迅的字。”

　　撇开稀缺性，西泠秋拍名家手迹专场负责人陆丰川认为，手迹热的另一个因素是书札的内容。“与书画、古玩的路数不同，藏家出手买进名人手迹大多是出于喜好，不少人首先是那些名家的‘粉丝’，才对其手迹所承载的某段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分析说，时下拍场最受追捧的是“五四”以来的一批作家和思想家。“活跃在市场中的实力藏家，小时候就读过鲁迅、胡适、茅盾写的文字，有一种情结在里面。”相比于拍卖市场文化含量提高之类的说法，陆丰川更愿意将此现象看成是一种对于曾经的书信往来生活方式的怀念与致敬。

　　在“钱学”研究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看来，每一通名人信札都是历史的孤本。“书画家可以反复创作同一题材，但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去重复写同一封信。而且，由于皆为发乎情之言，一封信往往成为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

　　不过，哄抬而起的价格也开始改变购买者的身份。方继孝坦言，现在买这种东西的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收藏家。在他看来，这些人一种是有钱人，通过玩儿文化的东西，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还有一种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南方各省市，出于弘扬地域名人，开建当地名人纪念馆的目的收购名人手迹。“像冰心、严复、郑振铎的手迹，就被他们的老家福建省买走了，我们这些人只有看的份儿，只能花十万八万元买些小物件。”方继孝说。

　　3 官司缠身的烦恼

　　与高价格成交带来的热闹不同，屡屡惹上官司的名人手迹，似乎走到了“存与废”的生死关口。

　　此类纠葛这些年就没有消停过。2012年，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唐弢生前旧藏的名义上拍嘉德春拍。尽管周作人之孙周吉宜提出这份手稿系“文革”时抄走至今未归还，要求停止拍卖、返还手稿，最终手稿依然以184万元成交。同年秋拍上，梁启超后人以“物件根本不是梁任公的旧物”为由，试图阻止匡时上拍“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结局是不仅拍品尽数成交，总成交价也达到6709万元。

　　去年6月，抗议终于产生了效力。当得知上百件钱锺书私人书信、手稿上拍后，其夫人杨绛强烈反对并诉诸法院，与此前不同，多家拍卖公司接连撤拍。这一事件不仅进入“2013年度十大文化新闻”，也再次将名人手迹牵涉的文物价值、隐私性质等纠葛呈现在世人面前。

　　20年来拓晓堂经手的信札已不计其数，这样的争议也已看得太多。他说，以前这类事情更常见的处置方式是“悄无声息地拍出就算了”，不像现在这般“左右拍卖的进退”。

　　“作为原创作品之一种，书信理所当然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也很明晰地表明归写信人所有。”北京和铭律师事务所主任邢万兵律师认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书信作品的著作权与物权处于分离状态，“收信人享有信件物权，他有权处置信件，但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权益。”

　　一位不愿具名的名人信札收藏者表示，钱锺书的书信早已是拍场熟客，而且是当代作家中同类作品拍价最高的，此前从来没有因为隐私权被喊停过。他开始担心杨绛的强势上诉，有可能让法院最终裁定此类拍卖系违法，“如果真到了那份上，名人手迹板块即便不会消亡，也会遭受重挫。”

　　不过，拓晓堂对这一板块还是很有信心。“拍卖过程中，应该尽量照顾到当事人和家属的一些感受。家属不太舒服，你就不要动嘛。”他说，有些人士心态比较平和，无所谓信札内容披露与否，“这个市场交易在古代以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必要把这些东西都收回烧毁？”在他看来，骂了人的钱锺书才更显真实，只有真实，才能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准确的评价，“否则，这个文学史恐怕就不可读，还害人了。”

　　邢万兵认为，由于市场活跃，各种纠纷今后还会不断出现，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外界就不应该过多地干预市场行为。不过，他也认同名人信札拍卖还得考虑一定道德底线。他援引德国《版权法》对艺术品拍卖的追续权做法，即每次转手都要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补偿，“这就让拍卖者与写信人建立起一种天然的沟通与协商，考虑到当事人的感受，而不是勉强。”

　　人物

　　收信行家终成旁观者

　　（讲述者 现供职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人信札鉴藏家 方继孝）

　　最早把“收信”当回事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因是我写东西怕发表不了，就先寄给当时的中青年名家过目，让人修改修改。看到他们用毛笔写的回信特漂亮，我就专门到琉璃厂买宣纸寄过去，让对方在上面写字再寄给我。后来又迷上收集贴老邮票的老信封，有时候往里一摸，发现还有信，这才按照中国文学史的人物排序，见了就买，玩了这么多年。

　　九十年代初还没有拍卖会，就常去潘家园、后海书市淘“宝”。印象最深的是，淘到罗哲文、郑振铎关于雍和宫修缮的内容，一件68页，花了一万多元，那时候我月工资不到八百元。还有董作宾挖掘殷墟遗址时手绘的摹本，以及溥杰的一个明信片，每件也就四五千块；由溥仪亲自修改的《我的前半生》点校本，十年前我买回的价格是九千元。

　　1994年嘉德第一场拍卖会上，我花2000元拍到了黄遵宪、林琴南、王国维等人的册页，有几十页之多，那时，于右任一封信才五百元。第二场拍卖会，我又买回郑振铎办《小说月报》时的一封信，起价一千元，最终我花了两万多元。如今，这封信的市价得在后面加上个零。打那时起，我每到拍卖市场就被当作是大款，也有不少人认为我是“疯子”。

　　那时候没有“土豪”进来，圈内人还真拼不过我。2002年到市场上我还算名人，都等着我先买，直到2005年，圈内买货的人也大多知道我，2008年后才逐渐败下阵来，我看上的东西准买不下来。如今再去拍卖会，完全就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遗憾的事儿还有不少。当年一位认识的朋友受我影响，五十万元就卖掉了一张大幅的林风眠的画，跟我来买名人手札，那幅画如今至少也得上千万元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手札，我幸好是入门早，大部分的都有，只是缺鲁迅和李叔同的。近代名人的信札，流通的很少。不妨依时间划定几个区间：民国去世的名人信札基本没了；1957年前去世的名人，其存世信札也很少了；活到“文革”后的，应该还有东西，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就拥有叶圣陶的九十多件信札。

　　现在总有人问我，“您那些东西什么时候转让？我们期待您那些东西。”我只买不卖，买的计划还有，我觉得还不充实；卖的计划没有，名人书信不能轻易卖，比如，信是写给十个人的，关联十件事情，卖掉一封，那个历史事件就永久消失了。

　　收藏信札的终极目的只能是喜欢、做研究。我有个习惯，把那些藏品置于床尾，每晚抵足而睡。收藏的一万多件信札里还有八千多件没做整理。2009年出过一本名为《碎锦零笺》的书，被三联评为年度畅销书，我会尽量将它们也写成畅销书。今后实在写不动书了，就建个名人书信博物馆，将藏品展示给喜欢的爱好者。

　　一些信件完全可以颠覆人们曾经的认识。比如，我收藏的田汉一封检讨里就谈到很多鲜为人知的东西，他曾与毛泽东、蔡和森是同学，老师徐特立分别给他们做过类似命运推定的评价，不少言辞从未见诸任何史册。

　　尽管不少人认为不该披露钱锺书对杨宪益批评的信件，但在信件里臧否人物原本就司空见惯。比如，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著名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与宗白华齐名。可陈梦家就看不起他，认为他根本不懂画，他家里挂的画很丑陋，对家具也不懂。这些对某个人的不同评价是可以为历史提供旁证的。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观点

　　关乎隐私的信札不一定非得上拍

　　在拓晓堂看来，名人信札似乎先天性就陷入一个悖论之中。他将信札分为两类，应酬性质、由下往上的通信一般没啥大价值，写的报告、文件都是谈功不谈过，给领导写信也是一笔一划，唯恐不敬，“难逃拍马屁的嫌疑”；另一种是友朋之间的通信，要随意得多，真实流露对事物或某人的看法，陈独秀的信札就比他写的对联要更为珍贵。想看哪一种自然一目了然。“不过，很可惜，适宜公开的往往是前者，后者却由于私密性，而在传播、易手时多有顾忌。”

　　身为“钱学”研究者的谢泳对钱锺书那批书信是颇为期待的，“它对学术研究肯定有益处，同时，从还原一个人的真面目角度看，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公开发表过的著作上。它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他解释说，名人书信属私人物件不假，但也有“公”的一面，只是在何种场合，如何挖掘这层价值，需要慎重。

　　资深书信藏家方继孝如今已拥有名人信札近万件，据了解，故宫也才只有四万多件。“涉及书信作者隐私或家人不愿公开内容的书信，完全可以静悄悄地流转、使用。”他说，早在拍卖这种西方交易模式进入中国前，先祖们的书信就一直在有序流转。他认为，即便当事人尚健在，也不影响流转。方继孝支招说：其一，信件持有者可以直接找到相关博物馆、研究机构进行捐赠，现阶段绝大多数文化机构还是可以有偿回购的；其二，私底下和圈内的民间藏家交换或买卖。即便还是觉得拍卖划算，也可以对上拍内容做些遮掩，除非你是有意以此为噱头，赚取眼球和金钱。本报记者 陈涛 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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