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是华夏文明八千年最好的例证

　　一、华夏族的起源

　　学术界大都认为，“华夏”是指文明礼仪之大或者是中国之地。但也有其他的观点，如沈长云认为，凡称作“夏”的东西都带有正统的意味；颜世安则认为，“夏”意指王族身份；另外，从古文献来看，中国西部地区亦称为夏。

　　关于华夏族的形成时间，众说不一。大致“中国”一词起源于殷商，大量使用于西周；与“中国”同义的“夏”出现于西周中期；与之互通的“华”、“华夏”见于春秋战国之世。而对于华夏族的来源，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学者多认为，华夏族从形成之时起，即是一个多部族的共同体、融合体，把它视为自古固有的某一部族是不恰当的。不过，对于华夏族起源，夏商周以前，多以神话传说并考古遗迹进行猜测，暂无统一说法。但是，华夏族与西部的紧密关系，被许多学者所重视。“夏”的得名有多种说法，但大多数学者根据《周书·王会篇》和《汉书·地理志》，认为夏人发源于西北方‘大夏’的地方在今晋北、冀西北和陇右。夏人的后裔逐渐向东南迁徙，先居于晋南夏墟(安邑)，再南迁定居于嵩、洛。

　　综观中国56个民族的起源演化历程，也可以看出其中绝大多数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西部。从民族渊源上看56个民族中起源于西部(或与西部密切相关)的就有47个，占民族总数的83.9%；从发展历程上看，始终离不开西部或者某些阶段离不开西部的民族有52个之多，占总数的94.6%；从居住现状上看，全国56个民族中，有50个民族聚居于西部，占民族总数的89.3%；从民族成分上看，西部12省区市包含了全国56个民族的成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西部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的“民族大观园”。

　　二、文明的概念及其含义

　　文明的含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但通过对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考查，文明的含义大约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意义：

　　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的。从人类的历史境况来说，人类的原始与野蛮状态应指的是狩猎和采集的时代，而人类一旦脱离原始和野蛮的状态，其社会组织就形成等级结构，并发展出一定的技术和复杂的文化状态。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直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课题。之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明应从夏朝的建立算起，因为夏朝即是我国史籍记载的第一个王朝，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的初步发展时期，同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也有一些学者把新石器时代作为文明的开端，因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的发展开始步入快车道，逐步进入烧制陶器、人工栽培作物的定居农耕时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的文明史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5000年的古国，2000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显然是从新石器时代算起的。

　　文明标志着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文明化的过程显然是漫长的，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显然有几个因素是我们首先应该辨认出来的：

　　1.定居农业的形成。人类由狩猎和采集的时代进化到种植农业时期，人类自然地必须定居，稳定的生活环境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成为人类形成复杂社会结构的基础，而城市正是在人类定居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2.制度承继开始发生。人类进入定居农业时期后，人类政治生活开始复杂化，种植农业为整个社会生产出稳定的生活必需品，这为阶层的出现和社会的复杂化奠定了基础。而正是在此基础上，人类在政治与经济上开始形成制度，这一制度具有承继和进一步发展积累的特点。

　　3.初步的社会分工开始形成。人类社会阶层的出现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形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专业性很强的手工艺品，比如彩陶的出现。

　　4.最早的文字符号开始出现。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化、人类分工的专业化，一些复杂的最初的表意的符号开始出现，当然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人类表意符号逐渐丰富化的结果。有了文字，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的成果就有可能得到承继。

　　5.早期宗教意识的产生。人类文明化的一个特点即是人类对于自己生命的深思熟虑，人类的思想不再只是关注现世，而且也会关心我们从何而来，要去向何处。这显然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进一步提升，人类具有了进一步反思自己的能力，而这一点在人类早期的葬礼中可以看到最初的端倪。

　　三、甘肃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地位

　　一般认为，华夏文明形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发现以来，很长时间，黄河流域灿烂的仰韶文化被看作是中华文明唯一的摇篮，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源所在。

　　但随后，比仰韶文化更早的一些史前遗址的发现，使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史前文明，有着更久远的历史，这其中就包括1958年发现、1978年开始发掘的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2006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有力地证实，在8000—5000年前，这里存在着我国新石器时代一个相当丰厚、相当进步的文明，即大地湾文化。这一文化发展阶段，又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相印证。伏羲、女娲是上古神话中的人物，作为人文始祖历来受到崇敬。无论古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他们的事迹在古成纪(天水一带)流传甚广。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的天水秦安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古陇中文化圈，其中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彩陶和古代宫殿式建筑遗址，则又将古成纪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之地，推到了可通过历史遗迹来实证的古文明繁衍生化的文化考察当中。

　　从史料记载来看，甘肃不仅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部族的发祥地，也是黄帝部族的发祥地，而作为炎帝发祥地的宝鸡，与甘肃天水直线距离也不过一百公里，处在同一文化圈，不排除炎帝部族是从生活于甘肃境内的伏羲部族扩张分离出去的后裔分支。以此而论，甘肃是名符其实的华夏祖庭，华夏文明源头所在。

　　炎帝与黄帝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炎黄作为两个强大的部族，其发展经历了很长时间，活动区域也很广阔，各地均有其遗址传说，这是很正常的。但说到其最初的发祥地，或者“故里”，毫无疑问，当是在陕甘交界的黄土高原地带，即今天甘肃的天水、平凉、庆阳、陕西的宝鸡、咸阳、延安这个圈子无疑。进一步缩小范围，则可以划定在甘肃的陇东，即天水、平凉、庆阳一带。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佐证。天水市武山县发现的“武山人”头骨，证明至少在3.8万年之前，就已经有原始先民生活在甘肃大地。而到了距今八千年的大地湾时期，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发达。作为代表炎黄时期考古文化的仰韶文化的源头，大地湾文化自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伏羲部族创造的文化，大地湾文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华夏先祖们已经开始步入文明社会。这一点从大地湾的考古研究中得到了确证：①7000多年前大地湾先民已开始发达的农耕生活。②大地湾先民已开始建造房屋的聚落生活。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发掘房屋遗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7000至8000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③彩陶的大量发现，说明已经有从事专业制作的陶匠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的开始。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是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④丧葬制度逐渐形成。⑤文字的起源地。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画符号，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综合以上几点，不难看出，从定居的农业社会，家畜的饲养，彩陶的制作，丧葬制度的出现，大型聚落的形成，社会的分工开始等等，大地湾已进入文明时代，或者至少，已进入文明的初期。

　　四、神话传说、考古成果与华夏文明八千年

　　天水及大地湾一带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这些传说再加上历史考古就给我们探寻华夏文明之源，供具出了丰富的内容。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流传着肇始中华文明的第一人是太昊伏羲氏。伏羲早于炎帝、黄帝约2000年，大约在8000—7000年前，伏羲(或者说是若干代伏羲)正是母系社会结束，父系社会形成过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始创文明的伟大时代的历史代表人物，他诞生并成业在今天的大地湾一带。许多古籍中关于伏羲的记载，与民间传说，形成了丰厚的伏羲文化。

　　因为大地湾文化与史料记载的伏羲部族，在活动时间、范围上有很大的接近，所以，学术界也经常把伏羲与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重叠的。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它预示着“伏羲文明”与“大地湾文明”可能是同一个远古文明的两种不同的表象与形态。它的显现可能会把我国的文明史在5000年的基础上，再往前推3000年左右。

　　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重叠起来研究，是中华文明与龙文化探源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它需要新的观念与方法。一是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论怎么变迁，文化始终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传统与精神，它在生活习俗的延续中传承，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很难被异化、被征服，但它必须自觉，并不断地创新。因此，历史学的研究核心应当放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文化的产生、再现、发展与继承方面，更加重视思想与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力。二是对史料的认定要有新观念。把文字记载的史料、考古发掘的史料和保存在民间的传说史料，三者并重使用，相互补充佐证。因为民间口头文学传承下来的历史传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存在世间最鲜活、最生动、最浓厚的历史资源。

　　综上所述，无论从古代文献，还是考古发掘，还是民间传说，支撑华夏文明八千年论证有充足的材料，至少从成熟的文化是文明的内核来说，从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重合来说，华夏文明八千年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也就是说，甘肃文化特别是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

　　(本文根据兰州大学陈春文教授主持的2012年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华夏文明与甘肃文化》成果摘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