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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基会秘书长:屡受质疑后如何实现筹款超目标60%

2016-10-12 09:26:00 来源:公益时报

   1995年,25岁的孙硕鹏进入北京市民政局工作,先后担任民政局优抚处干部、副主任科员,救灾救济处处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主任等职。在民政系统工作12年之后,2007年8月,孙硕鹏进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担任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2008年6月至2012年7月,兼任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2012年7月,孙硕鹏开始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至今已有四个年头。在民政系统十余年的历练加上在红十字系统的工作经历,使得孙硕鹏特别看重基金会的规范化发展。

   2016年是红基会正式成立20周年。20年来,红基会募款额总计44.68亿元,项目受益人达数千万。截至目前,红基会2016年募款额为3亿元,完成全年筹资计划的160%。虽然经历过公信力危机,也曾遭受公众质疑,但红基会始终坚持服务最易受损人群的目标,经受住了重重考验,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期。

   孙硕鹏认为,一家基金会要实现常态化发展,公开透明是前提和底线,社会贡献率和产品则更加重要,这是基金会存在的理由。2015年,红基会收到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成为国内首家获得ISO认证的5A级基金会。公益基金会为何主动申请面向企业开展的ISO认证?孙硕鹏表示,是否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足够优秀的标准;而对于一家基金会来说,能否产出优质的公益项目与企业能否产出优质的产品道理是相通的。近日,孙硕鹏接受了《公益时报》专访,就基金会的透明度建设以及专业化发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转型促发展

   《公益时报》:红基会成立已有20年时间,这20年来募款情况和项目开展情况如何?

   孙硕鹏:红基会于1996年正式成立,当时中国还没有几家基金会,在卫生健康领域更是凤毛麟角。红十字运动与普通公众的关联度更多体现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因此红基会成立之初的理念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健康。

   目前基金会活跃的项目有68个,其中自主项目7个,专项基金22个,合作项目39个。我们的自主项目包括儿童大病救助、博爱卫生院(站)、红十字救护站、博爱家园、博爱助学和赈灾家庭箱等。20年来,基金会募款额共计44.68亿元,2016年基金会募款已达到3亿元。今年的态势应该说是基金会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最好的,截至目前基金会筹款已经完成年度筹资计划的160%。

   《公益时报》:您提到今年是红基会近几年来发展最好的一年,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孙硕鹏:基金会今年发展势头良好,有慈善法出台、国家高度重视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等大背景的因素,从我们内部来看主要得益于去年的项目制改革。这次改革也是红基会成立2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此前,我们的内部管理架构有些偏行政化,比如有筹资部门、项目执行部门、宣传部门、财务部门等,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的发展环境。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偏行政化的部门设置,已经难以有效对应基金会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红基会已经形成一个个的项目产品体系。因此,我们就按照项目来划分,进行内设机构改革。

   围绕每个项目,我们组建了若干项目中心。以前我们每个项目的筹款、执行和传播等是分割在不同的部门的。改革后,这个中心要对接他自己负责的项目,从筹资、落地、传播、捐方和客户等进行全程管理。这样一来每个中心都成了一个项目制单元。另外,我们还设置了综合的项目支撑部门,比如人力资源部、品牌传播部、财务部等。目前我们已组建11个项目中心,可以说,红基会正以项目或产品为中心实现自身的转型。

   《公益时报》:谈到改革,红基会也曾提出要实现从操作型向资助型转变,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孙硕鹏:其实从2008年开始红基会就在尝试购买社会服务,支持草根组织做项目。我觉得基金会想要转型其实是理念的问题:一方面,公募性基金会占有一定资源,另一方面则是苦于项目执行的压力。当时我们人员比较少,所有项目全靠自己去做压力很大。而且,要认识到,社会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公益资源,我们能量再大也不能包打天下。只有主动与公众联合才能实现共赢。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淘宝公益网店。2013年,几名志愿者找到我们,想要在网络上进行筹资,救助一名患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女孩。女孩名叫白雪,只有23岁。当时没有一家组织愿意做这件事,我们帮他们在淘宝上开了一个公益网店,销售虚拟商品“白雪可乐”,每件3元钱,筹集善款将近200万元。现在,这个平台已经孵化成一个生命超市,各种大病救助的产品都可以放在上面。

   当然,资助一个组织也有很多方式,有时候授权或者让其去承接你的任务也是一种孵化和发展。比如,在鲁甸地震期间,我们让蓝天救援队承接了赈济家庭箱的运输任务,使得他们顺利参与到救灾当中。其实,任何资助或者孵化都是双方受益的,而且你去资助别人也是放大自己的传播力。现在我们逐渐转向对草根组织的扶持、自组织的合法化。不过,做一家资助型基金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资源积累还不够,一些项目仍在完善的过程中。

   公开透明是底线

   2013年4月21日,社会监督员在红基会财务部现场核对和检查雅安救灾捐赠票据,以亲自参与的方式对“天使之旅——雅安行动”进行监督

   《公益时报》:由“郭美美事件”“嫣然基金善款去向遭质疑”等事件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对基金会的运作影响非常大。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基金会能够渡过危机?

   孙硕鹏: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要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人群。红基会的目标人群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关注的一直都是最易受损人群。我们又把这个目标细分成了几类,一是贫困大病患儿救助,二是对乡村卫生条件的干预、改善,再延伸就是社区发展项目,此外还有青少年发展项目等。还有我们的本职是救灾赈济,红基会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重大灾难的救援。这也是为什么红基会在经历公信力危机之后仍然能够得到社会支持的最根本原因,即社会的人道需求是刚性的,只要你始终围绕社会需求来做事,你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基金会能否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还是其本身的社会贡献率。公众对一家基金会的评价,一定是基于这家基金会救助了多少人、做了多少事、有哪些产品。所以我觉得做公益要“先筹人再筹资”,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要让大家知道红基会就是为最易受损人群而存在。哪天这个群体离开我们了,我们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第二就是要做到公开透明。

   《公益时报》:诚如您所讲的,要想得到社会认可,公开透明也非常重要。为了推进信息公开,红基会都做了哪些工作?

   孙硕鹏:公众质疑你就是因为不了解你,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红基会曾连续三年荣获“福布斯”中国最透明公益基金会、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排行榜最透明的公益基金会,这是我们长期坚持公信力建设的结果。这些年出现了针对红十字系统的种种质疑的声音,我们自己也在思考原因,总结经验。其实在汶川地震的时候,红十字系统接收的捐赠额就是最大的,公众关注是必然的。经历了公信力的挑战,现在各级红会都很重视信息公开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做到公开透明,我们开发了一个项目地图,把项目相关信息全部输入到这个地图中。地图中包括捐赠者、受益者、地理坐标等详细信息,实现了及时的公示和查询。另外,我们是最早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基金会,我们还组建了社会监督巡察员队伍。社会监督巡察员由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独立开展工作,对基金会各个项目进行监督。比如有做建筑的,主要监督我们的设施建设情况,去项目地进行回访;比如大病患儿救助项目,我们开展了大约10万名大病患儿救助,回访率超过90%。

   我觉得红基会的公开透明建设,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是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这个认证其实是企业内部治理方面的规范化建设。引入ISO体系以后,我们形成了110多项制度,所有的项目基本实现了手册管理。而且我们把所有能公开的东西都放到了网上,以公开赢得公众对我们的平等相处。如果做不到公开透明,那么公众就会觉得和你处于不对等的位置。而要换取平等的地位就要向公众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让对方深度了解你。

   专业化发展是必然

   2015年,红基会收到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标志着红基会成为全国首家通过ISO认证的5A级基金会

   《公益时报》:ISO质量管理体系是什么?基金会为何主动申请面向企业开展的ISO认证?

   孙硕鹏:ISO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国际标准之一,帮助相关组织或机构实施全程质量管理,是全球质量管理体系通用的要求和指南。此次为红基会提供认证的机构是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是我国首批获准开展管理体系认证业务的国际性组织,也是国际船级社协会10家会员单位之一。

   我个人觉得基金会虽然是公益慈善机构,但要实现规范发展就必须引入公司化治理。公司化治理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是现代法人治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公司化治理其实就是要做到两条,一是治理结构,一是产品。公司是董事会治理,基金会是理事会治理,理念是相通的,就是要实现民主化治理,即让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公司生产商业产品,基金会做公益项目,成熟了也是一种产品。因此,从治理理念来看,一个公募基金会与上市公司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完全可以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

   是否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足够优秀的标准;对于一家基金会来说,能否产出优质的公益项目与企业能否产出优质的产品道理也是相通的。红基会主动引进ISO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为了借鉴这种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强化风险防控管理,加快机构规范化和现代化进程,应对公益项目规模增长带来的要求和挑战。

   《公益时报》:也就是说,公益行业必须实现专业化发展。

   孙硕鹏:现在有很多人不求回报地投入公益,但长远来看,公益行业还是要实现专业化发展。对于实现专业化的路径,我觉得首先要配合慈善法的出台,对这个行业进行全新的诠释。只有把基金会行业的概念解释清楚,才能把这个业态涵养起来。第二,要及时建立公益行业职业序列,这也是对公益行业从业者的一种认可。第三,薪酬绩效要达到相应的水平,保证体面就业,体面生活。第四,建立专业技术、知识培养的教育体系。公益人才的培养需要个性化、定制式的知识体系,而目前我们的全日制高等院校还是对应不上,因此要建立相应的职业教育体系。第五,要打通身份壁垒,实现人才自由流动,避免让人才到社会组织就业后出现身份认同的尴尬。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基金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9月2日,红基会援助内蒙古旱灾受灾地区5000只“赈济家庭箱”,缓解干旱对群众生活带来的影响

   孙硕鹏:我觉得基金会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推动公共政策改变的前驱。首先,基金会经济独立,占有一定的资源,又推行公司化治理,因此完全可以做一些先行先试的事情。我觉得,在整个公共治理中,基金会绝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和配合者,它应该成为一个开拓者。我们已经有很多项目进入了国家制度层次,比如,白血病、先心病的救助,通过我们10年的先行先试已经进入医保体系。再比如我们做的基层卫生站,做了大概七八年以后就有一些省市提出要全覆盖。

   基金会也是社会福利银行。规模化的基金会占有一定规模的资源,能够有效弥补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外,优秀的基金会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双创平台,其首先能提供就业机会;而且基金会很灵活,每个点都可能成为一个爆发点、创造点,慢慢就会成为实现公民创业创新的平台。

编辑:侯力新

关键词:红基会;风险防控;目标人群;公益时报;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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