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被按下停摆键的荔湾南片区,安静的街道上,穿梭的只有警车、救护车、各类支援防疫的工作用车。

  在日夜忙碌着的是民警、交警、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医务人员当中,四人一车的负压救护车转运团队并不抢眼——在封闭管理区域,救护车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

  人们并不知道,其实他们可谓是这里面对挑战最大的医护群体之一——在临时应急医疗体系磨合的最初,酷日当空,封裹严实,又当医护又抬担架,初判病情、安抚情绪,食宿不定时,还需艰难摸索管制下的交通、对接磨合中的接收医院……

  记者连线来自多家医院的转运志愿者,听他们讲述封闭区里转运病人的故事。

  一次长达5小时的转运

  6月4日晚上6点多,中山一院急诊科蔡锐彬、邹德志、王甲、谢庆明四名医护人员和简祥永、邹永祥2名司机紧急出发,带着急救装备和防疫物资支援荔湾区广钢新城医院,主要负责执行负压救护车120转运病人任务。

 

中山一院支援转运小分队

 

  至6月8日,已出车15次,平均每天转运4、5名病人,多次深入到最严重的封闭区域救治患者。

  从越秀到荔湾,路途不远,但沿途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条河、一座桥把两岸的人们分得清清楚楚,桥的那一边水静河飞,落叶可闻。越靠荔湾,行人越少,当救护车开进荔湾封闭管理区时,路上只剩下民警、交警、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和医务人员,每个人都在为这座城市努力。

  刚到目的地,尚未休整,转运小分队马上接到了第一单任务——转运一名有发热症状的病人。荔湾区很多道路都有交通管制,加上一些医院不具备接收条件,蔡锐彬他们抵达具备接诊条件的医院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

  穿着防护服,四个人在后车厢照顾病人几个小时,幸运的是,病人情况良好,他们不断地和他交流,互相打气,讲讲笑话,熬过艰难时刻。“能够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一点慰藉和温暖,这就是意义。”蔡锐彬说。

 

 

  “不愿”就诊的哺乳妈妈

  6月8日晚上凌晨零点,中山一院转运团队又接到120出车通知,是到白鹤洞海荣花园接一名31岁的发热女性,初步判断发热是哺乳期乳腺炎引起,但也不能排除新冠风险。

  出车前,他们跟患者进行了详细的电话沟通,患者只是希望有医生上门对病情进行评估,不打算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但他们判断该患者还是需要到医院就诊更为安全。

  耐心地劝了好一阵,患者才同意外出就诊。深夜的居民小区一片寂静,只传来转运队员们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这名两个月大婴儿的妈妈把孩子留给了家里人,决定独自一人乘坐救护车去就诊。“我不会被拍照吧?如果被误会是新冠肺炎就麻烦了。”上车前,她有点担心地问。蔡锐彬和队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上下车时有意地把她保护在中间,用身体遮挡住她。

  “在特别时期,我们深刻感受到,普通患者比较担心被误认,因此抗拒去医院,他们非常需要心理支持。‘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这一次,我们更加明白其中的深意。”

 

 

  把妻子送回娘家的转运医生

  在中山一院转运团队出征的第二天中午,来自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支援荔湾防疫的负压救护车6人小分队也带着防疫物资和急救装备,来到了封闭区内的广中医三附院急诊。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转运小分队

 

  大家在了解工作流程、熟悉工作场地之后,他们又接收了三级防护穿脱的相关培训。下午5时,六个人分成A、B两组开始值班,每组医生、护士、司机各一名,每两天轮值一次24小时班,轮休的小组则就地驻扎在门诊二楼临时由诊室组建的房间休息。

  队长刘世钊是一名从医十年的急诊科医生。“防疫的一线需要支援,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必须有人顶上。科里也达成默契,我们几个正值当打之年,家里没有孩子,没有牵挂,是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们就主动站了出来。”这就是刘世钊最朴实的想法。

  来到荔湾一线之前,他把年轻的妻子送回了娘家去住。“家里也只有她一个人,我是要一直在防疫一线的,不如先去跟父母作伴。”

  直到6月9日,支援4天,值过两轮24小时班的刘世钊已经出车十几趟,平均每天都要执行七八次的转运任务。

  最频密的一个值班,9日凌晨0:27,4:00,6:00,连续三次出车,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们转运了一名密接者

  “我们转运的很多病人并非新冠肺炎相关,他们就是普通人,生病了要去医院。但毕竟患者来自中高风险区,很难说有没有潜在的感染。所以,每一次转运都要严格按照最高的防护标准来执行。按照既定的部署,我们把不同病种、来自不同风险级别区域的病人,分别送往特定的医院。”刘世钊介绍,荔湾这一片区的范围不算太大,但每一次出车至少都要在两个小时以上。

  因为这个临时的应急医疗系统刚刚建立,仍处于磨合过渡的阶段,有些医院运转还不是很流畅,会存在信息不对等、达不到接收条件等情况,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沟通工作。

  有时候接到一些住在旧小区楼梯房又无法行动的病人,转运队只配备了一名担架员,一医一护就要轮流充当担架员,协助把病人抬上救护车。每次出车回来,又要按照最高防护级别的标准,对救护车进行彻底的消毒,这样才能执行下一次任务,转运下一个病人。

  6月8日中午,刘世钊接到了第一单转运密接者的任务。这是一名38岁的女性,虽然核酸检测并未异常,但她发热已经三天,也曾在没带口罩的情况下和一名确诊者有过接触。按照规范的流程,她必须到区域内的指定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和对应治疗。这一趟从患者家里到指定的医院,路途并不远,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因为这家指定医院临时接到收治病人的通知,隔离病房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为了减少感染风险,刘世钊和队友下了车,在中午的太阳下协调、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顺利把病人送进了医院。

  “病人一路上就很担心,一直在问自己情况是不是很严重,风险是不是很大,等待时间越长越不安。我们耐心地安抚她,告诉她没关系,在车上很安全;不要想太多,住进医院后也要配合治疗,相信国家,不会有事。”

 

 

  “其实我们也紧张,恐惧是一种本能”

  近距离地接触高风险区域的病人,甚至就是密接者,未来可能还会有转运确诊者的任务,这是一种什么心情?

  蔡锐彬说,几天来大家同吃住行,也会交流彼此的感受,都明白彼此内心深处的有恐惧。身处高风险区域,接诊病人存在感染可能,不停地穿脱防护服,大大增加暴露风险,环境不断变化,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作为急诊医护人员,早已有为病人冲锋陷阵的准备。

  刘世钊也说,大家第一次面对高风险人群,恐惧是一种本能,不可能没有,但你必须去克服,尽量控制紧张和恐惧的情绪,把工作做好。待命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交流、打气,互相检查防护措施是否安全到位。

  靠什么去克服呢?扎扎实实做好防护就是克服恐惧最大的利器。“全队几个人拧成一股绳,以大局为重、相互照应,恐惧也好,身心的疲惫与对家人的思念也好,都会减轻。”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周洁莹、任珊珊 通讯员:彭福祥、梁嘉韵、朱钦文 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