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林毅夫和张维迎开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产业政策的是非功过。其实，这个话题，他俩已经“互掐”多个回合，最近这场不过是“续集”。

　　今晚有闲，看了看他俩那天的辩论内容，和之前的观点大同小异，没有新的猛料。

　　在我看来，林张之争，本质是专家和学者之争。

　　专家和学者，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学者追求理论创新，哪怕是一家之言，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那就OK，而且越是标新立异，越能博得喝彩，至于这个理论能否有用，他可不管，他是“只包结婚、不包生孩子”。而专家追求的是方法创新，他的方法必须解决问题，如果把事情办砸了，轻则挨骂，重则挨罚。一句话，学者注重可能性，专家追求必然性。

　　中学时代，物理试题经常有这样的假设：“假设空气阻力为零……”这个假设是典型的学者语境，但对专家而言，这个假设毫无疑义，因为他知道空气阻力不是零。

　　张维迎是个学者，林毅夫更像一个专家，因为他毕竟在世界银行待过，好像在政府部门也做智囊什么的。他们二人的语境不同，对话的结果当然是“鸡同鸭讲”。

　　张维迎主张“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这当然是属于一种极端的理想状态，类似于“空气阻力为零”，因为没有绝对无为的政府，也没有绝对自由的市场。如果离开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比如说工业基础、科技基础、教育基础、政治体制、人口素质，去谈什么“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无异于放任一个不成熟的孩子离家出走，实在是不负责任。哪怕是一副毒药，离开剂量去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离开条件去谈方法，同样是“耍流氓”。

　　林毅夫一直主张“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肯定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注重效率和操作性，无疑是对的。

　　我一直是挺林毅夫的。因为，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的作用非同小可。设想一下，如果30多年来中国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吗？世界上哪个落后国家靠政府无为和市场自由实现了“咸鱼翻身”？一个都没有，相信张教授也找不出。

　　记得张维迎在一篇文章里诟病中国的产业政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这些年中国的产业政策结下了很多苦果，比如光伏行业和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可谓“一地鸡毛”；二是很多人钻产业政策的空子，骗取补助，滋生腐败。

　　其实，对张维迎的这个观点，应该反过来看。中国光伏和钢铁的产能全球第一，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说明什么？说明产业政策相当有效，只是过头了。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废除产业政策，而是调整产业政策，把握好度。至于产业政策会造成骗补甚至滋生腐败，当然不可否认。我想去了广告界的一句名言：“所有广告主都知道自己的广告费有一半是浪费的，但是不知道浪费的是哪一半？”，同理，中国产业政策的补贴也许有一半是浪费的，但是不知道浪费的是哪一半。其实，只要有一半实实在在发挥了效果，那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林张之争还会继续，产业政策也会继续。当然，这种争论是有益产业政策的优化的，甚至正在产生作用。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正在减少直接补贴，而是以产业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扶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