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是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对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系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业，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保护中华文脉、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工作和任务。

　　书比人寿，重在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取得辉煌成就。2021年恰逢《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四十周年，古籍整理事业现状如何？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多位高校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学者。专家们表示，当前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发展遭遇了瓶颈，必须加快研究解决。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硕果累累

　　古籍整理逐步形成从老专家、中青年骨干到博士硕士本科生的人才梯队

　　古文献整理为研究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建立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全面起步。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自布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点校《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

　　然而，“文化大革命”使古籍小组的工作、《二十四史》点校和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72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才恢复招生，同年底《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得以重启。

　　198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古籍整理工作并下达《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及出版工作、对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部署，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并指出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可以依托于高等学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

　　1982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恢复工作，并制订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的九年规划。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工作和全国高等院校的古籍整理工作，则交由教育部主持。1983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下称高校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负责财政部划拨的高校古籍专款的分配与使用。

　　此后，全国高校系统陆续建立一批古籍整理的科研与教学机构，最多时达到90余家。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高校古委会秘书长杨忠的统计，目前由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重点研究机构共26家，包括19个研究所、2个研究中心和5个古典文献专业。“这些机构把当时已经濒临涣散的古籍整理人才聚集到一起，并通过组织学习班的形式，培养了一批人才。”

　　四川大学也成立了古籍所并开办研修班，集合了学校中文系、历史系最强的师资力量。当时，著名文献学家杨明照先生已年近八十，还亲自担任班主任，并授课一年，赵振铎、张永言、项楚、成善楷等先生都是研修班的老师，四川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回忆，“研修班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古籍整理的中坚力量。”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教授认为，从各高校开办研修班开始，“我国的古籍整理逐步形成了从老专家、中青年骨干到博士硕士本科生的人才梯队，建立了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机制。”

　　伴随着1978年就已启动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全国范围内也掀起了古籍出版机构的成立热潮。据不完全统计，除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老牌古籍出版机构外，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如齐鲁书社、巴蜀书社、三秦出版社等。目前，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体成员已近30家。

　　至此，我国古籍整理事业顶层设计、人才培养和出版形成闭环并步入快车道，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鉴定编目、古籍标点校勘注释汇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龙的大好局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学术成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统计，1985年至2018年，高校古委会共评出直接资助项目1491项，另有大量间接资助项目，合计6000余项。杨忠曾撰文认为，1983年起始的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比如大型断代文献总汇项目——“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元文》《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为研究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亟需人才接续和学术评价体系更新

　　古籍整理特别讲究积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有一支高质量队伍

　　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古籍，其难度不亚于一本专著，社会和学术界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认识需更新

　　古籍整理特别讲究积累，讲究“慢工出细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有一支高质量队伍。

　　截至2017年，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整理机构中，专兼职科研、教学人员有30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000余人，约占四分之三，博士生导师近千人。这样的情况听起来似乎并不差。

　　但招生并不乐观。北大过去每年会有20位左右优秀学生选读古文献专业，近年来选读人数出现了下降。廖可斌说，“学生基数小，好苗子自然也就少了。”吉林大学该专业仅两位老师专职从事教学工作，“我们一直想加强古文献专业，却始终觉得很难。”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冯胜君坦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原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朱杰人表示，不少老师转去中文系授课，古籍整理涉及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基础课程缺乏充足的师资，对古籍整理事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舒大刚介绍，正在进行的《巴蜀全书》项目，原计划在2020年全部完成，但限于人力，目前仍有五分之一的工作量没有完成。

　　就全国而言，出生于上世纪初前后，旧学新学功底深厚的老先生们都已经离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大多也年事已高。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中坚力量，大多临近退休。50岁以下，有扎实专业功底、有战略眼光，能担当大任的领军人物越来越少。只有人才不断接续，古籍整理工作才可持续，这是大家的共识。

　　进入21世纪，国家对人文社科研究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但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资助经费仍有缺口。原中华书局总编辑，现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说，有人认为，古籍属于公版书，出版社没有稿费成本，利润空间很大。其实，规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项繁难的学术工作，为整理者支付的稿费成本是比较高的。朱杰人担心，经费缺口导致部分项目推进缓慢，进而影响年轻从业者成长。

　　让古籍整理研究者头疼的，还有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社会和学术界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认识需要更新，认为古籍整理工作不过是校对文字，标点、注解、翻译，只要粗通古文就可以上手，一些学校和研究机构将古籍整理的成果排除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外，仍以发表论文的多寡及刊物级别进行职称等评定。

　　事实上，古籍整理远不止这么简单。以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为例，当时年近80岁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带领10多位中青年学者，用了6年时间，整理了40多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百支竹简木牍、50多种帛书帛画，从重新拼缀开始，释读文字、改订讹误、解释大意，才终于让湮没了两千年，涉及思想文化、数术方技、天文地理的早期文献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此，廖可斌认为，做出真正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工作艰苦，但却马虎不得，只要错一个字、一个标点，就可能是硬伤。

　　“严格意义上讲，古籍整理与撰写学术论文、著作不能完全画上等号，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古籍，其难度不亚于一本专著。”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认为，中山大学在王季思老先生的带领下，一直在做古代戏曲的整理和研究，在1999年出版了《全元戏曲》。2004年，启动了《全明戏曲》的整理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文献资料，并在不同版本间进行反复校对，“这些工作，很多无法纳入到学术评价的考量范围中。”他认为，尽管学术标准因学校而异，但如果没有将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就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标准和思路出现了偏差。

　　与此同时，市场化的冲击也一定程度打乱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大量古籍重复出版，像《论语》《老子》《庄子》等古籍，由于知名度较高，很多出版社反复出版，导致版本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一些亟待整理的文献，却无人问津。更有甚者，一些古籍被整理并出版成为热门后，很快就会遭遇翻版盗印、低价倾销，使得本就脆弱的古籍整理行业面临着威胁和挑战。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朱杰人表示理解出版社的经营压力，但他也坦言，这使得一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么贪大求全，要么只重视经济效益，不注重学术价值和整理质量，更忽视了许多“小而美”的项目。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长远规划

　　从古籍整理事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尽快制定出行业规范和工作标准

　　保持古籍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汇集多种专业的优秀人才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要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让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起来，古籍整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该如何留住人才，让古籍整理事业持续下去？专家们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黄仕忠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学术研究都是围绕着“大概念”，做“大学问”居多，对一手资料掌握不足。现在，学术界重拾了过去优良的学术传统，重视实证研究，特别是以文献资料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人员数量大幅增加，他们是古籍整理不可忽视的力量，关键在于如何让他们迅速成为古籍整理工作的内行。他建议，有必要从古籍整理事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尽快制定出行业规范和工作标准，尽可能让非科班出身却正在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和学者避免差错。

　　“我们希望能够从高校古委会的层面，制定更好的顶层设计，做好长远规划，通过项目的形式，组织队伍，锻炼素质，凝聚人心。”冯胜君认为，单纯依靠一两个高校或者老师自己的“零敲碎打”，并不利于古籍整理事业进入良性循环。

　　冯胜君的看法也得到了舒大刚、朱杰人等专家的认可。舒大刚认为，要想让古籍整理事业持续下去，从学科设置上，要充分考虑古籍整理的特殊性，“这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因为古籍文献涉及文学、宗教、天文地理、哲学甚至三教九流，只有认识到文献整理专业是一门综合型学科，才能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中国话语体系。”

　　“古籍整理是交叉学科，需要汇集多种专业的优秀人才，才能形成聚集效应。”朱杰人表示，如果单纯将古籍整理置于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之下，并不利于学科发展，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古籍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对于古籍整理人才问题，顾青也表示，要扩大培养规模，创新培养方式，建立一支强大、稳定、高素质的古籍整理人才队伍，要增强人才的实践性，文博和出版机构既要自主培养，也应与高校联合培养，实现定向就业，提高待遇，稳定队伍。

　　“过去四十年，古籍整理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部分重点文献。现在，重点文献的整理已经基本完成，但不够全面系统。”廖可斌认为，古籍整理工作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延续性。高校古委会和国家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协调，组织周密的论证，梳理已做的工作，确定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补缺，应该如何分梯度整理，如哪些可以进行一般性整理（影印、汇编或数字化保存）；哪些应该深度整理（标点、校勘）；哪些必须重点整理（精校、精笺或汇校、汇注），及时跟进，才能不留遗憾。

　　朱杰人表示，目前国内不少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文献，特别是善本、孤本，却并没有对研究者们完全开放，数字化程度也有待加强，有些单位甚至将影印古籍视为创收手段，收费高达数百元一页，这是古籍整理事业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及时整理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古籍最终将灰飞烟灭，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谈及古籍整理是否能走向商业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原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朱易安认为，古籍整理和研究是一个特殊、专业的事业，彻底走商业化或产业化的道路不太可能。作家止庵也认为，古籍整理需要面对市场化的现状，但只能部分市场化，不能将本来专业化的古籍当作通俗读物出版，而应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对通俗性和专业性有所区分，否则可能顾此失彼，甚至彼此两失。顾青则认为，古籍整理的数字融合是古籍整理事业的未来，应用层面可发挥科技企业和社会资金的作用，不具备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与古籍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将古籍整理资源和策划、营销资源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专家们还认为，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改，但古籍整理自身也要持续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拿出更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争取读者，让古籍整理的成果，不仅要为研究者所需，也要为广大的普通中国读者甚至外国读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