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中年之后,随着先辈和亲人的离世,往事的沉淀和青春的消逝,会不可避免地怀旧。这既是对“你从哪里来”的追忆和打捞,也是对自身成长的历史性回眸。以此而论,《开门见山》是学者傅国涌为自传所做的前期性准备工作:它通过对故乡和少年时代的零散记忆,提供了从儿童到青年时代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其中亦可一窥其早期的精神资源。

  傅国涌以近代史研究为主,《开门见山》虽是散文集,但无处不有历史的追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使得本书既有文字之美,也有历史之思。在雁荡山的风景素描中,潜藏在时间深处的往事和文化名人足迹交相辉映,使得个人化的记忆与宏大的历史背景互相关联——显然,这也是作者刻意追求的效果。本书既呈现了傅国涌成长的早期历程和人文地理,一定程度上也不妨作为雁荡山的人文导游手册——或许和他1985年上中学时参与写作的小册子《雁荡山名胜古迹史话》有所不同。

  经由傅国涌的描述,读者可以知道,宋代沈括1074年春天到过雁荡山,并评价:“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元史》有传的文学家李孝光出生在与东石梁洞相去不过三五里的淀川。明代徐霞客,1613年和1632年两次从傅国涌的老家东石梁洞进入雁荡山腹地。清末民初以来,康有为、蔡元培、张元济、黄炎培、林纡等人先后到过这里。而唐僧贯休也留下过“龙湫宴坐雨濛濛”的诗句(大龙湫是雁荡山一个景区,有大龙湫瀑布)。民国期间,时年27岁的记者萧乾来到雁荡山,写了《雁荡行》在上海《大公报》发表。

  而傅国涌外婆家所在的北閤,清末出过武进士李振镳,民国年间还出过一个才子李子瑾。与北閤一溪之隔的南閤是傅国涌的二姨妈家,这里有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牌坊群,居住的都是明代进士章纶的后裔。自章纶中进士之后的百年,章氏一门出了三个进士,六个举人。

  如果说,雁荡山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优美的风光,给予傅国涌的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和性情陶冶,那么,亲戚、师友的帮助和同龄文友的砥砺前行显然直接有助于他的成长。

  傅国涌的大娘舅李一瑾1923年出生,参加革命并抗美援朝,之后任职于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给傅国涌寄过图书和《语文报》。小娘舅李邦河是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傅国涌上高二时,曾给他寄过地理和历史复习资料。1984年8月,17岁的傅国涌还到李邦河北京家中,待了两个星期。除了22日去动物园,23日去颐和园,多数的日子他都是一个人去书店淘书。

  对文学的爱好是傅国涌自己养成,但良师的指导和帮助,让他在写作上受益匪浅。1978年,傅国涌进入雁荡中学,他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卢鸾娇不仅很欣赏他的作文,而且她的丈夫、浙江师范大学毕业的徐保土也指导傅国涌写作,并推荐他的处女作在县里的《语文小报》发表。此文还被《浙南日报》习作版选载,第一次拿到了2元稿费。而傅国涌也有意追寻这些爱惜自己,给自己助益的老师。1981年8月底,他本来应该升入雁荡中学念高一。9月份即将开学的时候,他获知卢鸾娇调入大荆中学,徐保土将到大荆中学做校长,立即步行四五公里找到两人,要求转入大荆中学。在这里,傅国涌又有幸遇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滕万林,以及盛笃周等老师。1986年,傅国涌就读于温州教育学院,又受教于吴式南。

  在《开门见山》的后半部,提及的主要是和他一起成长的文友和小伙伴:叶楠叶、徐新、张铭等人。而附录的40页“故乡与诗”就是他和文友的交往实录,友情、文学、青春是这一时间段的主题。

  在傅国涌成长过程中,大娘舅李一瑾和小娘舅李邦河给予的是物质(图书)上的帮助。他的文学创作,除了自己的阅读之外,主要受益于初中和高中老师。而他的精神成长,既得益于老师的启迪和教导,文友之间的互相激励,更多的是自身的阅读。由于在天津、北京的淘书,傅国涌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他有幸接触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1987年9月到1989年春天,在故乡乡村中学任教的三个学期,他的阅读从文学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说,此前的写作和阅读为他后来进入近代史研究打下了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分类上说,《开门见山》的底色是文学。但是,思想的棱角隐匿其中,有时偶尔闪现——这主要体现在傅国涌与两个娘舅之间的关系上。大娘舅李一瑾被国民党抓壮丁,逃脱后于1945年3月底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鄞县栎社区区长黄镇江问他为什么要参加部队,他回答为了革命。黄镇江又问革谁的命,他答不上来。黄镇江分析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后对他说:“要想做一个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自由人,就要起来革命。”李一瑾把“做一个自由人”记了一辈子。傅国涌后来想到:“但何谓自由?何谓自由人?不知他是否追问过。” 1986年之后,他和大娘舅的思想渐行渐远。小娘舅李邦河是数学家,但傅国涌认为“他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个面向。我与他的距离不仅是年龄上的,我们的思想也有着巨大的落差。”因为傅国涌走上了和两个娘舅不同的道路,使得两代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思想鸿沟。在两个娘舅和傅国涌之间,更多是血缘关系建立的亲情和关爱。

  与之迥异,傅国涌与1920年出生的科学史家许良英虽然相差四十多岁,但双方却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两者之间却是精神上的共鸣。

  经由本书的片段性书写,约略可以勾勒出傅国涌早年的生活足迹。更开阔的人生经历,尚没有在本书中展开。完整的自述和传记,还有待于他后续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