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跃兴

　　2016年，《萌芽》杂志迈入第60个年头。7月号的《萌芽》推出了60周年特刊，特别收入了1981年巴金为《萌芽》复刊所写的寄语。在巴金先生看来，“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是青年作家的方向。巴老在30多年前对青年作家的期许，即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对于巴金先生的寄语，很多作家、评论家曾撰文表达自己的感受。一位文化评论者说，在网红横行、把作品看作产品的文化新生态面前，重读巴金的旧文，颇有意义。巴金曾对年轻人提出要求，“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似乎是对今天的现实做了非常精准的预言。就目前来看，广大年轻人怎么写文章，以什么样的文章为模仿对象甚至精神榜样，不仅事关文学，事关教育，也事关国家、社会的发展前景。

　　重读巴金先生为《萌芽》所写的寄语，让读者看到巴金是如何进行写作的，“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我只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凡是对我写作有用的我都学。我学会了少写别字，少说废话”。还有他对年轻人的忠告，告诫青年作家不做“文学商人”，也不要看“风向”、看“行情”。联系今天的文化现实特别是文学现状，巴金的寄语和告诫颇有现实意义和警醒意义。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怎样的文化现实和文学现状呢？毋庸讳言，许多人已经把写作者的责任抛诸脑后，我们的文化生态或者说文学生态，已经日益变得功利化、商业化，写文章也要当网红，成功的“文学商人”成为年轻人崇拜和效仿的对象，当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具备鲜明的市场化人格特质的商业作家……这应该说是当下文化界呈现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商业化则是这种文化的标准，它创造出的一切，甚至包括人的情感、精神和审美，都以商业性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商业、市场的逻辑和准则取代了一切，成为文化的决定力量。文化也好，文学也罢，如果只剩下赤裸裸的商业文化的特性，让商业利益、市场原则最终成了标准和规则，那么文化和文学就失去了它们最根本的精神属性。

　　当成功的“文学商人”成为人们崇拜和效仿的对象，我们的青年作家是否还记得什么是写作者的责任和担当？这种现象令人忧虑，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

　　所谓成功的“文学商人”，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并不鲜见。对文学也好，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好，他们追求更多的是“娱乐需求”，而不是“精神需求”。他们很少再去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文学和时代、生活的关系，很少再去关心文学的内在本质，很少再去关心广大读者的要求。他们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已经被淹没在种种琐碎无聊的被制造炒作的娱乐事件之中，他们的心灵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浮躁的、焦虑的，从他们身上，我们无法看到这个时代写作者所应该具有的精神姿态，和面对种种欲望诱惑时所应表现出来的宁静淡泊。

　　借《萌芽》杂志迈入第60个年头，重温巴金先生的寄语，对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一针清醒剂。愿更多青年作家能够认清前行的方向，避免落入“文学商人”的泥沼，像巴老期许的那样，“有生活，有爱憎，向读者交出整个的心，靠作品而存在，而战斗，而成长”！（袁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