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彦

　　电影、电影、电影，即便6天来有些影迷的生活已被它塞满，可又有多少人能说清，这两个字究竟意味什么。

　　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是这样一个平台——昨天，“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与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院长陈凯歌同天亮相，他们不约而同谈到了生命里经过的日子。虽然他们不在同一时空“对话”，但我们也能找到相通的创作理念——电影，是人们所知道的全部生活。

　　库斯图里卡：在家乡造了座村庄，村里有个电影节

　　“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一本杂文集的名字，被组委会拿来当作“金爵奖”主席论坛的题目。因为悲伤是种深刻的情感，而理智给了我们语言和逻辑。若没有深刻而充沛的情感，或没有独创一格的语言和逻辑，电影将会变得多么无趣。

　　至少，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曾经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得奖率最高的导演，此次是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从影近40年，他只完成了8部故事长片。前6部中有3部在戛纳获大奖，2部在威尼斯获奖，还有一部在柏林获奖。他在上海告诉影迷：“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这没错。但我觉得，说到情感、谈起兴奋点，实际上关键还是看你的血液背景是什么，看你深植的土地在哪里。”

　　影评人在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中发现，他总也割舍不了内心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更割舍不了对那魂牵梦萦的家乡的永恒怀念。于是，他把这些怀念用音乐的方式，寄托在喜剧的狂欢中。《黑猫白猫》里，人们每分每秒不停地歌唱，不停地跳舞。命运的苦难在导演镜头之中，是带着泪的笑；纵情欢乐的背后，他尽情戏谑辛酸的生活。

　　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喜和悲的转换永远毫无征兆。有这么一场戏，黑仔的手下无意中杀了马高和娜塔莎，他听到死去儿子在井中的呼唤，纵身一跃，却和所有死去的人在水中相会，欢快的音乐立即响起。这太具有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信条了——无论主题多么沉重，都要用欢乐的方式去表达悲伤。

　　因此他的天空总是蔚蓝，草地总是碧绿，蓝天之下，绿草之上，一大群人边唱歌边跳舞。他将人类寻求快乐生活的本质毫无保留地抖落出来，呈现在观众眼前。他借此想告诉银幕前的人，他想要笑着流泪，好说服自己迎接残酷的现实。

　　就像他在真实生活中所做的：库斯图里卡在家乡建造了一座村庄，那村里他自办了个电影节。人们聊天、看电影，只是没有红地毯。

　　陈凯歌：从前有个邮递员让我毕生难忘，后来我的电影就成了我的信

　　对于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一所以“上海”命名的电影学院总是能吸引关注，更何况学院的领航人是著名导演陈凯歌。昨天，他作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院长，率领田壮壮、奚美娟、赵晓时3位首席教授与大众见面。面对台下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梦想的面庞，陈院长用几则故事串起他的电影观。

　　前两桩是他毕生难忘的小事。一件是他13岁时考初中，一整个暑假，陈凯歌都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直到有一天，他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手里晃悠着信封，喊着他的名字。邮递员把车骑得飞快，脸上更是神采飞扬的情绪。陈凯歌确信，自己被北京四中录取了。“这件事儿之所以对我很重要，不仅因为我上了好学校，也因为这位邮递员。他在把快乐送给我的时候，他自己也表现出来了快乐，我一直很感念他。”陈凯歌说，快乐着别人的快乐，梦想着别人的梦想，少年时代的他就隐约确立了电影的价值——那是件可以“大于等于1”的事情。

　　转眼1978年，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陈凯歌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那是个3000多人报名最后仅录取28人的热门专业。他和他的同学们深觉，只有自己做得好些，才不至于辜负那许多被阻拦在梦想门外的同届考生。所以，哪怕那时他们班上有名女同学未婚先孕，班长田壮壮也会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求情。后来，女同学逃过一罚，这段青春记忆也被装饰成了暖色调。陈凯歌觉得，那就对了，因为“电影就该让人感悟美好。大不真实，小真实。电影是假的，但假的东西里边也有真的，这就是细部。用真实的细节搭建出来一个更大的东西，你可以叫它幻想，也可以叫它梦想。小的真实让位给大的梦想或幻想，这就是我对电影的理解”。

　　还有件不相干的事情。从小斯文的陈凯歌在年届不惑之后居然跟人打了一架，虽然以一敌六的他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但那一天又让他觉得无比畅快。因为他克服了内心深处的恐惧，终于可以“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了”。在他看来，电影说到底还是个性情之物。电影人若有真性情，并且愿意把真性情投放其中，电影才能更好。

　　13岁时，他的生命里有个邮递员让他毕生难忘，后来，“我的电影就成了我的信”。人生经历不吝分享，陈凯歌院长告诉他的学生：“我觉得做电影的人就是送信人，我们把这封信送达给观众，并在这信里面，写尽我们自己相信的一切。”（王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