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作曲家的爱国情怀

记者沙尔娜

　　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既激动又有点担忧。激动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很爱听《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到现在都记得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零星的几个画面，其中就有这样一个画面深印脑海，夕阳下，荡漾着层层涟漪的微山湖边，一群背枪的战士弹着土琵琶，意气风发地唱着这首歌。担忧的又是什么呢？怕自己并不能很好地把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还有作曲家的真正想法完整地呈现给听众。带着一颗忐忑的心拨通了作曲家吕其明老师的电话，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我当时的心情高兴到无以附加。

　　后来我如约来到上海，记得那天非常闷热，上午约好的九点在他家里做采访，吕其明老师早早地就穿好了西装，打好了领带等着我，很难想象在这么闷热潮湿的七月，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为了一次采访竟然做了这么认真的准备，他认真又严谨的态度感染了我，非常令人钦佩。在采访过程中，更是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对我这个晚辈的提问可谓知无不言，都耐心认真地做了细致地回答，甚至在采访都进行了两个小时，多少有些疲倦的时候，他还体贴地问我：“小姑娘，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问题呢，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尽量好好想想吧，没关系的。”每当想起这些细节我都觉得很温暖。

记者沙尔娜采访歌唱家陈景熹（左）

　　他说起了年少时参军的故事：“我十岁参加新四军，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我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是一个农业专家，抗日战争时期，一直从事于抗战救亡运动。到这个1939年的时候，我们家乡来了新四军，因为当时新四军刚建立，非常非常艰苦，我父亲就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弹药粮饷、物资支援新四军，后来国民党就要对我父亲下毒手了，我父亲上了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之下，地下党通知的我父亲，我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的新四军，全家到了抗战的大阵营里面，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我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间，革命大家庭中间逐渐成长，那么一直到1945年，我15岁的时候，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时候开始，决定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把一切献给祖国，献给党，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记者沙尔娜采访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长潘福安（右）

　　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他说，离休以后也一直想着为解放军做点什么。为了报恩。他说：“因为我从十一岁到十九岁，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在战争年代，部队把我真正地培养成为一个革命战士，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对部队有着非常非常深的感情。但是当时，九零年以前，你在工作岗位上，要完成你自己的工作，你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离休以后，这时间是我自己处理，我就可以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因此，我在九零年以后，我行程万里，为部队写了将近三十首歌曲，绝对不要报酬的。比如说，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解放军第一师师歌，云南边防雷达旅的旅歌等等。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全天滚动播出的背景音乐《雨花祭》也是我写的，我给他们写了十五个乐章，一个小时的音乐。不仅我不拿任何报酬，我们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陈燮阳先生和乐队全体团员也不拿分文。当时，我给他们两天的录音时间，我给他们打了六万块钱的费用，简直是很难想象了。但就这个两天中间，他们运送费和就餐，八九十个人啊，就餐和运输，只用掉了两万块钱，他们剩下四万块钱，全部都捐献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领导同志拿到这四万块钱和我们的录音，非常非常得感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写来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信的最后一句是说感谢上海的党组织培养了这样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这对我们是非常高的褒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党员，一个抗战老战士，应该有这样的心胸，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坦荡的胸怀。我的创作我不是为了自己，就是要讲贡献。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六七十年党员经历的这样的人来说，这是我的信念，这是我的追求，这是我就是十五岁入党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事，我就一直这么做下来。但这里面还有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烈士，他牺牲的非常壮烈，他是高级干部，但是就在转移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我的父亲牺牲了，牺牲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四十三岁，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所以父亲没有留给我任何所谓物质意义上的遗产，但是他留给我精神的遗产让我受益终生。人，作为共产党员，连自己的生命都给献出来了，所以父亲也是我的榜样。我这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沙尔娜采访作曲家吕启明（右）

　　采访结束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老人传奇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历历在目，老人朴实真挚的话语依然萦绕在耳畔。我想，坚定的政治信仰、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优良的言行品格和过硬的军事作风，不就是我们要找寻的抗战精神吗？老一辈革命者的故事在激励着今天每个共产党人的灵魂，鞭策着每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