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那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程，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可歌可泣”。当浓重的爱国情怀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歌声就从人们的心底里迸发出来：“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惊涛骇浪里东渡黄河 宣传舞台搭到抗日前线
2015年7月1日晚11时，刚刚参加完深圳大学采桑子合唱团“《黄河大合唱》演唱会”的张安东没有来得及休息就接受了《广播歌选》记者的采访。在张安东的记忆里，父亲张光年（笔名光未然）与《黄河大合唱》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救亡宣传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到了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光未然、周德佑等人在原“拓荒剧团”的基础上，吸收了上海、北平等地的流亡学生，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它就是抗演三队的前身。
1938年夏，为把抗日的宣传工作做到前线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决定把集中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成若干演剧队，分派到各战区去宣传抗日的主张。
“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前夕，父亲和洪深共同建议，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批准后，把剧协话剧移动第七队从鄂北调回了武汉，接受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改编为抗敌演剧第三队”(1941又被改为“抗敌演剧宣传第二队)，并参加集训。当时三队的队员都要求到西北战区去，因为山西是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与日军争夺非常激烈。山西当时属于第二战区，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也是大家要求到二战区的重要原因。”
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满足了演剧三队的要求。1938年9月9日，演剧三队全队28人按照第三厅的分配计划，由光未然带领他们乘火车从武汉出发，沿平汉铁路北上，前往第二战区进行慰问演出。当时，光未然的官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
“在抗战初期，这些抗敌演剧队大多建立了共产党地下支部，父亲任演剧三队中共支部书记。”回忆到山西抗战前线的历程，张安东介绍说：“火车在日军飞机轰炸下时走时停，演剧队从武汉到西安走了一个星期。”
1938年10月30日，抗敌演剧三队趁着晨曦未露启程，从哪里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呢？当年，东渡黄河的唯一通道是壶口下游宜川的圪针滩渡口。后来演剧队音乐指挥描述这次东渡黄河的情景时说，抗敌演剧三队一路攀登爬高，将近中午，忽听雷声滚地而来，冬日晴空，哪里来的雷声？赶牲口的老乡指着东方告诉他们，这响声来自山那边的壶口。爬到晌午时分，好不容易登上大山顶峰，驻足环顾，四周一望无际毫无遮挡，只见那无穷无尽的滚滚黄浪。顶峰与壶口之间直线距离并不算远，却看不见壶口，只听到雷鸣般的涛声。从顶峰曲折下行一大段路程后，才看见数里外的黄河上面，笼罩着大团翻滚不停的水雾，就像是从烧水壶嘴喷出来的水蒸气。抗敌演剧队在这里观望了许久，到达圪针滩时黄昏已过。他们走了12个小时，行程百里。“吃饭的时候，近处土台子上亮起盆口大的油灯，燃着的捻子都有棍杖粗。这是当地老百姓迎接父亲来演出的信号。见状，大家精神振奋，不顾疲劳，解开驮子，取出服装、道具、乐器，就开始为驻守渡口的部队和渡口的船夫演出。虽然观众总共只有几十个人，但在壶口黄河涛声的伴奏下，队员们情绪还是非常高涨。散戏时，已是深夜，群众仍旧围着队员们问这问那，热情地交谈。”
1938年11月1日，演剧队从壶口下游第一次渡过黄河。上午 10点左右，演剧队登上了渡船。黄河的渡船与众不同，不像别处的船是长条形、两头尖；黄河的渡船呈方形、两头翘，像个大盒子，船首、船尾一般宽，船里容积很大，看上去非常笨拙，但很结实；船浆是一根前面修成板状的粗圆的长木头，一只桨得好几个人才能摇。管船的人让队员们挤在船中央凹下去的一块地方，不让到宽敞的两头活动。正当大家为此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得一声吆喝，40来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从岸边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不一会儿，又一个个跳上船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船的两头。大部分人把桨，小部分人掌舵。船头上，立着一位60来岁，体格强壮的白胡子老头，他就是这次掌握全船人命运的总舵手。
习近平寄语新闻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