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导演的原创革命题材昆剧《瞿秋白》,今年在南京紫金大戏院成功首演,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剧,接下来将面向全国观众,在国内开展巡演。该剧讲述了1935年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国民党再三诱降、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最终从容就义的英勇事迹。

  瞿秋白是一位让我放在心上多年的人物,他不仅是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而且还是有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更是泱泱中华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戏剧工作者,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示革命烈士的伟大,我非常荣幸。如果自己所演绎的革命家与革命故事能得到观众的欢迎,那更是极其高兴和荣耀的事了。在导演这部戏时,现代戏的需求促使我脱离旧套路,去尝试建立新的表达。

  演员出身,转而做导演的我,更能体会戏剧创作的魅力。我是在一线编、导、演实战经验的累积下,慢慢转变成一位导演的。导演,“导”和“演”,从这两个字就能看出二者密切的对应关系。演员和导演不是对立的,编剧和导演也不是对立的,舞台具备整体性、综合性的特征,它使三者互相依靠、互相成就。舞台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艺术,在舞台上,演员前一秒80岁,后一秒摇身一变,变为18岁,靠的就是表演。

  一条马鞭就可以代表一车马队、一个骑马的动作;一辆小车一推,就可以象征人物坐在车上;演员手指一掐、一举,再往鼻子跟前一递,轻轻一嗅,就可以“看见”一朵花儿。一件普普通通的道具、一个简简单单的手势就可以发生无穷变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概念诞生了。这样巧妙独特的程式化为戏曲表演带来了自由的时空概念,以假当真,以虚当实,不同于影视的镜头转化、蒙太奇转接,戏曲通过表演带给观众“穿越时空”的感觉,呈现出更灵活多样的舞台。

  所以,戏剧中,当人们把一些情景单纯用实景去拍,我是心存质疑的,在一个实景当中,叫一个人去唱、去跳,这不是表演,这只是依仗背景的唱和跳。戏剧是要通过整合舞美、灯光等操作来告诉大家此时此刻的时空交叉、人物与事件的关系。

  作为导演,我需要把角色的命运发展、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所经历事件的逻辑等,掰开了揉碎了给演员分析:停顿一拍时角色的内心在想什么,停顿两拍时角色的心理活动是否发生改变。虽然在剧本里,此刻是停顿的,但是在表演上,眼神依然传递着内心的情感。

  也正是因为曾经是演员的身份,使得我现在做导演时,能够更好地指导演员去演绎角色。每逢排练,我都会先把角色演一遍,再告诉演员,你看我是这样演的,我的眼神是看向别处的,但是我的手会摆在不同的位置。大量的唱词,我会一遍一遍反复诵念,然后录音下来反复审听,直到听到顺耳为止,然后再教给演员:你们要怎么念,空白停顿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紧接着说。在排练场上,我身上常常青一块儿、紫一块儿,都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当我示范一些丑行动作时,摸爬打滚,更是难免受伤。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群众演员的戏,我都一一指导,我希望他们不是传统的龙套,也不是活动的“背景墙”,他们是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活生生的人物。

  在我看来,与角色合二为一是最佳表演方式。在采茶戏《夏姑》里,我跟演员讲,我是笑着演一个极为悲惨的故事:结婚第二年,“我”的丈夫跟着红军走了,“我”等了16年,16年后等来的是一块烈士的牌匾,“我”抱着牌匾,却面带微笑。因为“我”终于可以真切感受到爱人在“我”的身边,“我”会笑盈盈地跟他讲,“我”心里一直有他,“我”多么希望盛夏“我们”扇着蒲扇乘凉,寒冬“我们”依偎在一起烤火取暖话家常。“我”愈是微笑,观众的内心愈是悲切。这就是舞台艺术通过表演所带来的悲情力量。

  再回到我开头说的《瞿秋白》,可以说,观众在演出中看到的每一句唱词、每一个手势,甚至每一个细微的呼吸都浸透着我和剧组其他创作者的汗水和泪水。有时候,排着排着我们就会潸然泪下。

  《瞿秋白》是昆曲现代戏。说起昆曲,回顾我的演艺生涯,起初我并没有与戏曲的美产生共鸣。犹记那时,我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上海昆剧团表演的《游园惊梦》《烂柯山》等一系列昆曲代表剧目,看完之后我惊呆了。它们让我认识到,原来中国传统戏曲可以这么美,表演张力下的戏曲创作可以产生这么强烈的共情力,这是我的戏剧人生的启蒙。

  舞台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艺术,需要我们不断打破程式,再回归程式,回到文化内在的审美韵律里。面对巨大的时代变迁,站在广阔的生活大地,去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标识度的戏曲作品,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作者:张曼君,本报记者李晋荣 本报通讯员荆昭延采访整理)

  人物链接:

  张曼君,戏剧导演,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教授。作品多次获文华大奖、文华导演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代表作有采茶歌舞剧《山歌情》《八子参军》,京剧《马前泼水》,昆曲《一片桃花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