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价殡葬费”事件引起人们关注,不法商家竟趁家属悲痛之时,以丧礼之名,胡乱收取殡葬费用,实在令人气愤。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自古以来,尤其在儒家观念影响下,丧葬礼仪受到人们重视。然而对于孔子而言,这种重视,并不是枉顾家庭经济而恣意花费,而是亲属们符合礼仪的言行举止。如《礼记·檀弓》中记载,孔子观察卫人送葬,看的便是亲属的“容色”,因为“容色”最能反映出人的内心。

  不过,在其后的历史中,“葬之以礼”的观念,往往被误读成奢华的仪式以及珍贵的陪葬品。例如,在极力推崇孝道的汉朝,便因为过度重视丧葬,而衍生出了蔓延至各个阶层的“厚葬之风”。海昏侯刘贺墓,便是这种“厚葬之风”的真实例证。

  名为厚葬 实为浮侈

  汉代人认为,人去世之后到达天国,所以侍奉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诚恳恭敬,他生平使用的物品,去世后仍然要使用。而海昏侯墓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珍贵文物,便与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

  刘贺是什么人呢?他可以说是汉朝身份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最早是昌邑王世子,后来继承昌邑王,之后又即位为皇帝,仅仅做了27天皇帝,最后却被废为庶人,之后又被封海昏侯,一生完成了由诸侯王到皇帝再到诸侯的身份变化。

  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髆的儿子。刘髆去世后,刘贺继任昌邑王。此时汉武帝也去世,由幼子昭帝即位。不过,昭帝仅在十余年后去世,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继承权就成了问题。当时,昭帝还有兄长广陵王刘胥在世,不过刘胥为人骄横无礼。掌权的大将军霍光考虑刘胥不好控制,而且刘贺又是昭帝的子辈,于是决定迎立刘贺为皇帝。

  不过,刘贺即位后,很快就与霍光发生了冲突。霍光宣布他在位的27天内,竟有1127项罪名,最终废除了他的帝位,将其驱逐回昌邑国。而昌邑国此时已经改为山阳郡,所以刘贺成为了一介平民。之后武帝曾孙宣帝即位,宣帝也一直对刘贺提心吊胆,后来才把刘贺封到豫章郡海昏县,立为海昏侯,最终还取消了他入京祭祀的权利。刘贺就此在海昏侯位上终老。而从海昏侯墓葬的规格可以看出,尽管是“废帝”,刘贺及其后人的生活当是十分奢侈的。

  与刘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文帝刘恒。文帝也是以代王身份入主大业,但却迅速控制住了局势,掌握了国家大权。不仅如此,文帝在位期间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个人也比较节俭,《史记·孝文本纪》说文帝下令,“治霸陵(汉文帝陵寝)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后来遗诏也说“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汉文帝陵寝霸陵即2006年发现于陕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去年正式确认准确位置,是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中出土了陶俑、陶器、铁器、铜器、车马器等文物,以瓦器为主,相比海昏侯刘贺墓来说,确实非常节省了。

  海昏侯刘贺的丰厚墓葬,折射出汉朝在汉武帝前后的国力及民风变迁。自汉武帝登基后,国家大一统、社会安定,所以贵族能享受奢靡的生活,而无数民脂民膏也就这样被搜刮浪费。至东汉时期,厚葬的奢侈之风已成为社会问题,王充在《潜夫论·浮侈篇》中批判道:“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直到东汉末年战火纷飞,曹操极力主张薄葬,汉朝厚葬之风才告一段落。

  一位废帝的豪华墓葬

  2011年3月23日,江西电视台新闻热线接到电话,有村民称江西南昌新建区墎墩山上的一座古代墓葬被盗。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即到现场进行勘察,发现有一个约14米的盗洞,直达主椁室的中心位置。考古人员通过观察被盗墓贼打出来的椁木、白膏泥、木炭等遗留物,并闻到墓葬中飘出来原木的香气,判断出这是一座高级贵族墓。同年4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式拉开了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的帷幕。

  据考古发现,海昏侯刘贺墓园位于墎墩山上,由刘贺与夫人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等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保存最好、功能布局最清晰、结构最完整、祭祀体系最完备的西汉诸侯墓园。海昏侯墓园又坐落在海昏侯国的都邑——紫金城遗址中。整个紫金城遗址,除了刘贺本人的墓园,还有三代海昏侯的墓园,以及成片的贵族、平民墓葬。都城占地3.6平方公里,其中墓葬区有1.4平方公里。

  相比汉代其他高级贵族墓葬,刘贺墓园的保存完好尤为难得。为什么没有被盗墓贼损坏呢?原来在东晋建武二年(318),豫章郡发生大地震,海昏县一带淹没到鄱阳湖中。正是这样的原因,海昏侯墓墓室坍塌,被地下水淹没。南朝宋时,鄱阳湖地下水位又上涨,海昏侯墓得以幸存。随葬的一批竹木漆器,在地下水的环境中保存特别有利。后来水位下降,五代时曾有盗墓贼光顾,还在盗洞留下了一盏灯具,但也没有能进入主椁室。

  刘贺与夫人的主墓占据了整个刘贺墓园的最高、最中心的位置,墓内建有约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其中出土了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竹简木牍等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不少青铜器、玉器、漆木器,工艺精湛、图案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美学价值。5200余支竹简和180版木牍,其中包括儒家“六艺”经典与“诗赋”“六博”“方术”和诏书、奏牍、孔子衣镜等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刘贺墓诸多文物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要数出土的金器。刘贺墓共出土金器478件,重达115公斤,其中金饼3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块,是至今为止我国汉墓考古中,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以上金器都是当时的金币,而在墓室北藏椁的钱库中,又发现了约200万枚十余吨五铢铜钱,为汉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时所铸,相当于豫章郡太守约50年俸禄,出土时最高处有1.35米之高,可谓是真正的堆积如山了。

  孔子镜屏:最早的孔子画像

  海昏侯刘贺墓,作为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的产物,不仅证实了汉代厚葬之风所费甚巨,也为今人展现了汉代工艺之精巧,尤以漆器为代表。近日,考古工作者便公布了刘贺墓两件文物“丹画盾”和“孔子镜屏”的相关细节。

  刘贺墓共出土漆器2300余件,包括鼎、壶、杯、盘等饮食用具,和几案、屏风、奁盒等生活用具,还有数十件漆木盾。该批漆木盾大小相近、纹饰相近、铭文相同,自称“丹画盾”。丹画盾胎骨为薄木胎,在木胎前后两面装裱麻布,并在麻布上进行髹漆,形制为源于战国、秦汉通行的双弧盾。

  这批漆木盾中,有一件保存较好,长90.6厘米、宽50.4厘米、厚1.1厘米、握长27厘米。此盾正面绘制蛟龙一条,有龙首龙身朝左与龙首龙身朝右的区别。蛟龙无角,双手前伸,双腿蹲坐,怒目吐舌,立耳竖须。之所以被称作“蛟龙”,是因为它的颈部有较多的白色斑点。根据《山海经·中山经》郭璞注,蛟“似蛇而四脚,小头细颈,颈有白瘿”。白色斑点大概就是“白瘿”。丹画盾的背面图案一致,均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斗牛图”,画着一位力士正在斗牛;下层为“斗虎图”,画着另一位力士正在斗虎。

  丹画盾背面盾首处,用黑漆写着36个字,内容为:“私府髹丹画盾一,用漆二升十籥,胶筋、丹臾、丑布、财用、工牢,并直五百五十三,昌邑九年造,廿。”这句话说的是昌邑王九年时,昌邑国的官署(私府)制造了二十件丹画盾。每件用漆量为今天0.2升左右(二升十籥,汉代2.5升),材料包括动物胶(胶筋)、丹朱(丹臾)、苎麻布(丑布)、木材与工具(财用)和工钱(工牢),每件价值553个五铢钱。刘贺曾任昌邑王,这些盾牌还是在昌邑国所作。

  盾牌是从上古时代流传至今的一种防御性兵器。不过,刘贺墓中这种批量制作且做工精美的漆木盾,却似乎不是作为实战功能使用。其实,臣子随葬兵器,在当时也是犯忌的。早在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的长子为周亚夫采购一批甲盾作为陪葬品,导致周亚夫被捕入狱。狱吏宣称周亚夫即使不在地上反、也要在地下反,气得周亚夫绝食而死。这样看来,刘贺墓出土的丹画盾应该也并非兵器,而只是宫廷乐人用于表演武舞的仪仗用具。

  孔子镜屏(也被称为孔子屏风、孔子衣镜)是绘制孔子画像并记录孔子生平和弟子情况的文物,既有衣镜的“修容”功能,又有屏风的“侍侧”功能。该套镜屏由一块青铜大方镜、漆木边框及底座和一块漆板及底座组成。其中漆木边框外围高96厘米、宽68厘米,镶嵌其中的衣镜高70.3厘米、宽46.5厘米,构成镜屏的主体部分;漆板宽46厘米,高度因损毁而不明。

  在漆板正面上侧,书写了一篇《衣镜赋》,其中概述了镜框正反两面内容,可以由此复原出镜屏主体部分的结构;正面下侧绘制了钟子期听琴图,其中钟子期跪坐听琴,但不见伯牙弹琴,应该已经损毁。伯牙、子期的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到汉代已经是脍炙人口的传说。背面绘制书写了孔子弟子曾子、子张的画像和传记。子张传记还比较完整,子张画像和曾子画像、传记均已损毁严重。

  衣镜正面的一圈漆木边框,绘制了东王公、西王母等仙人和青龙、白虎、朱雀等神兽的图案。而衣镜背面的整块漆木边框,内容就最引人注目了。其中分为上中下三栏人物,最上面的是孔子和颜回,中间的是子贡和子路,下面的是子羽和子夏,两侧是传记。其中孔子的画像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画像中孔子戴着小冠,留有长须,穿深色长袍、着翘头履。可见,衣镜背面与漆板背面相连,共同组成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与传记,两面相对主人榻。

  从今人角度而言,汉代厚葬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文物。只是不知,若是孔子得知后世人将自己的画像传记作为豪华墓葬的一部分,将会作何感想?

编辑:雷妍
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 授权>>
转载申请事宜以及报告非法侵权行为,请联系我们:010-56807194
长按二维码
关注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