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纪录片的观众群体在不断扩大，但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纪录片仍被视为属于在电视上观看的免费资源。在不久前落幕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期间，有一批人在做这样一件事——让纪录片走进院线。来自全球的62部纪录片，在12家影院、5个艺文空间和多所高校售票展映，总场次153场，吸引超过4800人次观众到场观影，总体上座率37.38%。

　　“这个数额和商业大片的票房相比可怜得不值一提，可在纪录片进院线之路上，可谓一大胜利。”广州纪录片节组委会常务办公室副秘书长张鹂坦言。

　　能进院线就已经是成功

　　把纪录片推进院线，这不是头一遭。上届广州纪录片节就引入8部国际获奖纪录片，首度尝试影院播放、网上售票的纯商业模式。那也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纪录片进院线。

　　做纪录片固然离不开情怀，但不能光讲情怀。以市场、交易见长的广州纪录片节，被组委会当成了市场化的“试金石”，从中摸索观众的观影口味和消费偏好，找到纪录片价值实现的合理的商业模式。

　　对此，组委会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直接找到影院，硬生生地说：“有片，想排片上映。”

　　影院觉得很突兀，一问，“什么？纪录片？” 经理当场“蒙圈儿”了：“我们是靠卖票，讲效益的。你这纪录片，卖得动吗？”

　　一方坚持，一方推脱。来来回回地软磨硬泡之后，影院终于让步，但提出苛刻的条件：片方自掏腰包包场，50元一张票，先买下放映厅七成的座位。剩下的三成如果卖出去了，再两边分成。8部片每部只排一场，而且全部都是上午场。

　　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把纪录片上映的风险推给了纪录片节的承办方。对此，张鹂和她的团队也能理解。“影院考虑盈亏很正常。”

　　接受了这些条件，8部纪录片得以在广州珠江新城上映。票房最高的是《第四公民》，全部160张票只剩下10张，其他场次的上座率都不高。“那次是仓促上阵，没有足够的时间宣传造势，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已经感到满意。”张鹂说。

　　不过，一算经济账，还是让他们肩头一沉。选的这几部片子，都是国外拍摄的获奖影片，但无论题材还是叙事方式，和国内观众还是有一定距离。加之引进这类影片，版权费用相对也比较高，还要专门组织人员对影片进行字幕翻译，又是一笔费用。算下来，把这8部片拉上院线不仅没赚钱，还亏了十几万元。

　　当然，纪录片要真正走入市场，必须从培养观众付费观看的习惯做起，初始阶段的亏本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是第一次，能走入院线就已经是成功。

　　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在总结上一届经验的基础上，组委会调整了战术。早早就启动了选片工作，给即将上映的影片留下了充足的宣传和售票时间。

　　在选片上，组委会更是用足了心思。上一届一水的国际获奖片，固然都是艺术精品，无奈曲高和寡，难免水土不服。这次，组委会邀请了60多名专业选片人开展全球选片，好看是首要标准，还要注意题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最重要是更接地气，挑选广州观众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

　　记者注意到，此次上线展映的纪录片，除了国际著名的电影节展的获奖或参展作品，如2016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毕业》、第八十八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奖《贩毒之地》等以外，还有展现国内医疗主题的《人间世》、本土化题材的《恒大足球九（七）班》，以及深受粉丝欢迎的展现孙燕姿、林俊杰等新加坡歌星成名之路的新加坡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此外还有中国的山寨与创新、电商发展、医患关系等，老百姓关注的题材。“我们的展映既是一场惠民活动，让纪录片更接地气，让广州纪录片节与普通民众产生联系，也是一场大型的市场实验，展映了不同类型的纪录片，看看什么样的纪录片，用什么样的形式展映，能引起观众注意，吸引他们购票。”有关负责人表示。

　　最火爆的还是趁着热度推向大荧幕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开始组委会心里有些打鼓。毕竟近2000个座位的大放映厅，如果电影上映时空了一大片，怎么说都没面子，为此还安排了相当数量的赠票。出乎意料的是上映第二天，25、35、65元三档400多张票全部卖完，这还不包括故宫方众筹的500张票。

　　为了让观众能够参与进来与剧组主创人员互动，满足深层次的观影需求，提升展映纪录片的附加值，主办方还附加了多场嘉宾导赏、主创交流等活动。《我在故宫修文物》播放完后，主创人员和观众交流到晚上10点半，直到被清场。虽然放映的场次是上一届的20倍，但上座率并没有下降，总观影人数大大增加。虽然仍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但从这些可喜的变化，组委会已经嗅到了纪录片的春天。

　　“纪录片是好东西，只看你能守多久，坚持多久。”在推动纪录片进院线的路上，每每遇到什么难处，张鹂用这句话为自己打气，为中国的纪录片加油。（本报记者 贺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