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邓中夏，25岁；朱自清，21岁；梁思成，18岁；周培源，17岁……100年前，在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中，一群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高张“民主与科学”大旗，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先锋。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回望百年，青年的使命和担当薪火相传。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青春·百年回响》。今天推出第一篇《燕园里，五日两飞渡》。　

　　央广网北京4月29日消息（记者肖源）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1919年，邓中夏25岁。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国人无不震惊愤怒。3日晚，邓中夏主持了一场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定于次日举行示威活动。4日，他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由邓中夏领导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奔赴各处，以“青岛交涉失败之原因”“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等等为主题，发表演讲。邓中夏主张，知识分子“必须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能实行的学问家，学行断无分开之理”。

　　魏伟，今年24岁，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曾经的“北大山鹰社”社长。她作为北京大学珠峰登山队的一员成功登顶的日子，是2018年5月15日。对她来说，这次登顶，不在一刻，而是历时两年的过程。魏伟说：“攀登珠峰十万步，每一步都算数。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站在珠峰顶上给大家拍一张照片，说北大校旗上珠峰了，我们更想要展现的东西是在这个过程中的。”

　　考北大难，还是爬珠峰难？这个生在秦岭南坡的孩子当年经历过多少点灯熬油的夜晚，后来就曾直面过多少生理上的挑战。躺在6500米的珠峰大本营，魏伟四天四夜没有睡觉。她说：“头疼到睡不着。很困，身体很困，意识很困，但是没有办法睡着。盯着帐篷顶上的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最古老的催眠办法，去数羊，当时还不太敢数羊，怕肚子饿，想着羊就能想到羊肉。我去数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小格子，108个小格子。数了肯定不止108遍，也没用，睡不着。”

　　6500米的大本营，用魏伟的话来说，是个出故事的地方。比如，登顶之前，他们在这里办了一场海拔最高的诗会。“远方”，触手可及。用魏伟的话说：“每一次的中国北侧的珠峰攀登其实都不是个人，这一支队伍是叫作珠峰中国登山队，是跟其他各个国家登山队并列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代表着自己的祖国。像黄怒波师兄当年自己爬珠峰的时候写下的诗，‘寒夜，我的中国在我的背包中安睡。我是一个背夫，我无法后退。向上，我的中国绝不能滑坠。’你会觉得你出发冲顶之前，不是很空洞的冲着这个目标走，内心是很丰盈的。自然环境很恶劣，但是精神世界很丰满，真的是那种浪漫主义情怀。”

　　然后是6900米，她是唯一的女生，她只有一个念头：下山。魏伟回忆说：“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情绪是先于身体崩溃的。当时再往上，有一个垂直的90度冰壁，可能加起来几十步就可以登上去。你可能踩完每一步都没有力气再去踩下一步了，但是它也就是一百米。想回去，我们只能撤回6500米的营地才是安全的，这一段撤回去的路可能得走七八个小时。”

　　氧气稀薄，魏伟还是在一瞬间算清楚了这笔账。她说：“到了8800米的地方，那个时候太阳出来了，你往下看，层峦叠嶂的山是在你身后的，有那么几分钟，其实是很沉浸在此刻的，这些山在你周围，见证着你的一段旅程。真正你爬上珠峰、登到了珠峰顶上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山顶的，只能看见你走到山顶的这一条路。太阳升起来，把整个珠峰的山体投射到另一侧的地平线上，它的顶就是你现在终于到达的地方。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你出发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轮回。”

　　那一趟，魏伟和队友们带了两条标语：一条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另一条是“北大精神，永在巅峰”。背包里，有国旗、北大的校旗，还有山鹰社的社旗。魏伟说：“当时我们在顶峰，几个人集体喊了山鹰社的社训，最后一句是‘融鹰之神在山巅’。我们当时真的是在世界最高的山巅喊出了这句话。大家喊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都是哽咽的。”

　　而魏伟一再说的是，山下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你把这件事做成了，你的人生路还很长。如果它成为你人生的顶点，那你活得也太失败了。”

　　这一两年，魏伟常受托给小朋友们讲她登山的故事。她喜欢这样的分享，尤其喜欢看小朋友们听故事的时候，眼里的亮光。魏伟说：“看到那些小朋友的反应还是挺感慨的。你能看到他们眼里有光，他们有那种向往，并不是说他会给自己立个flag要去爬山，而是他会因为你的这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分享而变得坚定一点，或者说你的一些经历和一些话可以在他心中有一点波澜。”

　　再过两个月，魏伟将从北大的学生变成北大的工作人员。她觉得，自己跟“园子”很投脾气。是的，她喜欢把她的学校称为“园子”。“我们从来没有哪一堂课讲过什么是兼容并包，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但是你在这一片‘园子’里生活，听着感受着这些故事，也在写着你自己的故事，它就是一种传承。”

　　她说的“故事”，有百年前谢绍敏咬破手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有罗家伦站在长桌前，一气呵成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有在组织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后，不满39岁的邓中夏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英勇定格。他们的名字，被镌刻于一块心形的石碑，立在园子深处。六年学生时代，魏伟曾无数次从这块纪念碑前路过。她说：“即使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有着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可能是做学术的同学想要攻克一个科研难题，可能是创业的同学想要研发一个新的市场……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心里的那座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