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6月12日消息（记者王娴）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曾光，1946年出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组成员。长期从事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对策研究，多次向国家提出公共卫生问题对策并被采纳。在2003年非典防控中，先后任卫生部赴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组长、首都非典联合防控指挥顾问，发挥重要作用。他亲历非典防控过程，见证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变化。

　　2003年，疯狂肆虐的SARS疫情让很多中国百姓第一次听说了“公共卫生”这个概念。作为抗击非典疫情的亲历者，曾光一直记得一个日期，6月20日。那天，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非典患者出院，中国历时半年之久的非典疫情基本结束。曾光说：“我可以忘了别的，但这是关键时刻，甚至有时候日子、时间我都记得清。”

　　非典爆发，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走进了北大人民医院这个凶险的战场。曾光回忆说：“医院关键是把感染的人和没有感染的人分开，（北大人民医院）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医院，但面积很小。初诊挂号得分开，诊室得分开，化验得分开，x光得分开。另外，住院得分开，走的通道得分开。最严重的时候，把锅炉房、洗衣房都当成病房，吹鼓风机，给医生多戴口罩，但是病毒那么小，密度那么高。”

　　面对危急的局面，曾光提出意见——关闭北大人民医院，向远郊区县转移，该意见立刻被采纳。

　　4月15日，曾光进入国务院督导组，在“非典”防控中建言献策。

　　4月28日，曾光到中南海讲非典疫情防控，据说这是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堂公共卫生课，题目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科学防治。

　　4月30日，“七天七夜建成的医院”——北京小汤山医院交付使用，成为接诊“非典”患者的重要阵地。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座非典定点医院共有672名非典患者获得救治，治愈率超过98.8%。

　　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不再增长，非典疫情终于结束。但是它留下的公共卫生问题仍然存在。曾光说：“那时感染严重，传播链也乱了。调查传播链是最关键的，我们有医院，但他们没有受过这个训练，疫情真正大规模流行，防疫局也插不上手，这是体制上、应急管理出现的问题。”

　　抗击非典，有人说这是公共卫生事业迈步一跃。转折之后，转变开始。用曾光的话说，这是给上至中央，下到老百姓，包括公共卫生队伍和医院各部门上的一堂生动的公共卫生课，“我又提出了零级预防，就是政策预防，政府是主体。这种预防效果非常好。政府出面，决策者和公共卫生专家直接挂钩，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变成行政决策。”

　　但是曾光并不认可把非典看成是中国公众的“公共卫生启蒙课”，他认为，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早就萌芽，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使用“公共卫生”这个说法。曾光认为，中国率先消灭天花，比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多年，大大提高了期望寿命，在那个时候，公共卫生意识也开始了。

　　曾光1982年开始流行病学研究，那时条件十分简陋，各地疫情数据的整理报送都很慢。1984年，曾光参加全国疫情会议，他看到的是一场“算盘大会”。他说：“那时候美国都已经计算机联网了，我们还打算盘，带着算盘加疫情。横着加竖着加，按病种加，按年龄组加，都加到合适了，散会。我们只能发月报，月报靠邮寄。所以上头了解我们的疫情差不多得晚一个半月。”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中国开始实施了儿童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措施；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也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198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出台。

　　曾光认为，通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非典、汶川地震次生灾害预防等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中国的公共卫生进入了“新阶段”——信息更加透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卫生服务更公开、更公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有了严格的制度规范，甚至公共卫生的成功经验也推广到了各行各业。

　　比照2003年的非典，这些年公共卫生领域的成绩显而易见，不过，曾光还是不满意。比如他坚持认为，人们对“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强调得远远不够。

　　曾光说，对于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意识成长而言，单靠一次抗击非典行动的启迪是不可能完成的。

　　公共卫生，道阻且长。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建设健康中国的路线图。曾光说，新的阶段，变化刚刚开始，“中国公共卫生进步很快，特别是政府为主导的防控，这方面力度非常大。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以后，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对健康的指示以后，我相信中国公共卫生最深刻的变化，现在刚刚开始，慢慢来吧。”

　　见证者说

　　曾光：“我从事医疗工作已经53年，做公共卫生39年。我觉得我看到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巨大进步，也看到了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坎坷，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我觉得中国现在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