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人定律”几年前曾风靡网络。与自带愤怒和暴力、恶意滋事的人发生互动，最好的回应不是拳头还击、不是据理力争，而是视之为空气。几天前，在福建福州，李先生成为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其两岁多的儿子在游乐场游玩时，被一名带女儿的黄衣女子抢走玩具；试图要回玩具的过程中，又被该女子迎头呼了两巴掌。为避免对孩子造成更大的影响，李先生选择了忍让、离开。
在此起彼伏的游乐场家长斗殴事件中，李先生的处理足见风度。不对他人、尤其是女性回以暴力，不以拳头向孩子呈现一个更丑陋的世界，无论从作为父亲的言行合一，还是从应对垃圾人的及时止损，李先生的做法都可称成熟。
但所有旁观者都闷了一口恶气。评论大都分化至两个方向：为什么不打那女人一顿？为什么不报警？“打一顿”的方案视情节轻重自有法律后果，报警呢？在现实操作中，受警力紧张的制约，一起简单的治安纠纷，出警时间恐难预计。要让警察断是非，首先要确保警察抵达时打人女子还在现场。李先生虽是成年人，毕竟还带着孩子。拖住对方一两分钟还好说，要是警察二三十分钟才到呢？拉拉扯扯限制他人行动，这又成了另一个问题。
李先生不还手的“忍”和不报警的“退”，归根结底是风险控制和维权方式的选择。我赞成他的“忍”，却不同意他作为公民，对他人恶行的宽纵。体谅他的人，体谅的是他维权过程的孤单；李先生们却没想过，游乐场作为纠纷发生地，其管理者可以完全改变维权的场景。
换一种思路，遇事找机构、不逞匹夫勇。我的孩子在游乐场被打，我要追究游乐场的管理责任，并不唐突。报警、验伤，一旦有问题，要求游乐场提供其无责的视频证据或证人，如此，游乐场一定会比我更急于扣留他们眼中的肇事者。有游乐场全体员工围堵，哪里有黄衣女子逃脱的空间？
李先生说，自己的儿子挨打后回家，只要半分钟不见妈妈就会大哭。相比这样的心理创伤，民警问询、医生验伤对孩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目睹父亲挥拳当然是对小小心灵的莫大刺激，而在自己最无助时发现父母束手无策甚至无动于衷，这难道不是每个孩子心底最大的不安和恐惧？
黄衣女子们造成的损害在法律意义上是微小的，受害者计算维权的成本和成功概率，大都选择放弃。李先生们将挑战恶行看作个人使命，当然倍感沉重；本该承担责任的机构，则常在“冤有头债有主”的思维惯性中得以置身事外。当成年女子无故对陌生幼童动武，她仅仅挑战了孩子父亲一个人的底线吗？她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始终没有第二、第三个人站到受害者身边，陪同等待警察的到来。（记者沈静文）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