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在中国率先取得突破。
与此相呼应，20世纪80年代初，多部农村题材影片集中上映。在这些影片中，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咱们的牛百岁》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什么这样一部反映农村改革的影片会聚焦山东荣成？
那时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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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百岁”成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干部代名词
1983年12月，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在山东荣成首映。
编剧袁学强清楚地记得，首映式是露天举行的，影片放映过程中，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观众没一个走的。”那天放映现场传出的阵阵笑声，成了袁学强最温暖的回忆。
这部电影随后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不少地方每天24小时放映，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
《咱们的牛百岁》讲述的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在山东农村的一个故事。政策实施初期，土地还没有一下子分到每家每户，只是在以前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大队中的人们自由结成作业组。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海报
袁学强是位农民作家，他所在的城厢公社，当时在烟台地区率先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袁学强在公社文化站工作，家里有一亩责任田，对当时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
袁学强回忆：“我当时在公社文化站主要是做文化和宣传工作，就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来一个生产队变成了三四个联产承包责任组。这种联产承包责任组最早是自愿结合的，十家或者八家成立一个小组，但是村子里面的懒汉子、二溜子、小偷甚至作风不好的，都被撇下不要了。”
现实中的矛盾，被艺术加工后，写进剧本里。
影片一开始，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懒汉”田福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惹天祸”牛其脾气暴躁，做事鲁莽；“三只手”新良喜欢小偷小摸；还有不服管的“浪荡鬼”牛天胜、泼辣的寡妇菊花，都成了承包时各个作业组不想要的人。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剧照：牛百岁（右）和“懒汉”田福
影片中有一幕充满戏剧冲突的“抓阄”戏——15个作业组都不想要这几个“拖后腿的”，大队书记提出通过“抓阄”的方式来确定到底如何安排这些人，有社员不同意，大队书记坚持：“不抓也得抓！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
这一幕并不是袁学强凭空编出来的。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和谁一起干，关系到能不能吃饱饭。你组里有这么个人，他不好好干活，那大家都吃亏。后来这个问题就反映到了公社党委。我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第一，这种题材当时还没有人写过；第二，我觉得把一些有缺点但个性鲜明的人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组，由一个党员来带头，这个故事好玩！所以我就写了《咱们的牛百岁》改编前的小说《庄稼人的脚步》。”
《咱们的牛百岁》着重塑造了共产党员牛百岁的形象。这位大队党支部委员与五名各具特色的后进群众组成互助组，共同奋斗，勤劳致富。笑声中，恶习逐渐得到改正，现实矛盾冲突一一化解。
针对当时农村个别地区出现的“土地分到户，不要党支部”等问题，影片令人信服地体现了党支部与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牛百岁”也从此成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农村干部的代名词。
现实中，牛百岁与“懒汉组”真的存在吗？
导演赵焕章，是碰巧发现袁学强这部小说的。
197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文中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农村片为什么这么少？”一时间各大电影厂纷纷开始重视农村题材的影片。
当时，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农村新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给艺术创作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题材。
1981年，好几部农村题材的电影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赵焕章执导的《喜盈门》。
赵焕章回忆，《喜盈门》上映后，他想再拍一部农村题材的新戏。当时，烟台地区向他推荐了一批作品。
袁学强：“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的编剧和副导演正在寻找农村题材剧本。有个人就推荐说：‘我们有个袁大胡子，写了一部很好玩。’正好我包里放了一部，他们晚上看了，说：‘好！’第二天他们就回上海给赵焕章导演看，导演看后也拍板说：‘好，让作者改编！’”
尽管农民作家出身的袁学强当时还不懂如何写电影剧本，但赵焕章坚持，“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小说及电影剧本（编剧袁学强供图）
电影中反映的矛盾，集中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分田到作业组的阶段。现实中，“懒汉组”真实存在吗？
袁学强说，实际上当时最大的矛盾不在责任制实施以后，而是在风雨欲来之际。相比电影中的“懒汉组”，70年代末、80年代初，真实的农村面貌是大锅饭吃不饱，很多人没有生产积极性。
袁学强：“没人要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们会要，当时党员觉悟就是这么高！所以现实中我们公社并没有‘懒汉组’，但这样的事触动我。电影里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牛百岁的原型是由五六个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我写作的时候就会考虑他们会怎么交流，遇到问题会怎么处理，会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举动。”
黄福田是“牛百岁”的原型之一。 他从27岁开始担任城厢公社党委书记，黄福田回忆，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他感慨：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队，拖不动了！
黄福田：“拖不动这个社会主义生产大队了。上山干活，因为是给别人干，不是给自己干，所以大家积极性调动得不充分，就得队长、党员带头来，带着、逼着、拖着干。”
电影原型 从左至右：编剧袁学强、二村大队书记胡葆发、城厢公社党委书记黄福田（记者周益帆摄）
分田单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1980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的消息传到威海。尽管当年五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农民的改革创举，但不少人仍心存疑虑。
如同影片中的牛百岁，黄福田不仅正派而且有魄力。他心里清楚，要想摆脱贫困，把现实中的“懒汉”们带动起来，只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条路。
一次地区、县、公社书记三级会议上，他看到了改革的苗头——时任烟台地委书记的王济夫，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文登县的张富贵请来做报告。张富贵1978年前往北京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回乡后就搞起了责任制。
黄福田：“开地区的公社书记会，讨论到底生产队这一级让不让弄责任制。大家都希望赶快弄，实在是带不动了，太费劲了。会议上也没明确回答让不让搞，最后让文登县的劳动模范张富贵作为典型上台，交流怎么搞生产责任制，怎么调动积极性，怎么发展生产……哦！不用你说，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山东地区一份20世纪80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议定书》
城厢公社黄埠山前村村支书刘承初最先在黄福田的支持下“分田单干”。
黄福田：当时刘承初问，“我想搞责任制，黄书记，行不行？”我说你不要问我，你自个儿考虑。
记者：当时您从内心里支持他们？
黄福田：支持啊！我特别支持。他当时一下通到底了，原来是允许生产队作业组承包，他一步走到位了，土地全部分到户。
一时间，黄埠山前村老百姓热火朝天，其他公社纷纷请黄埠山前村村支书刘承初去介绍经验。1981年下半年，黄福田和另外几个公社的书记通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家一起搞！
黄福田：“责任制的威力表现在方方面面。究竟怎么分田到户才能分得合理？我搞了一个多月的试点，然后公社开了大会，大家‘腾’一下，都回去搞责任制了。”
“联产承包好，增产又增收”
电影中，在基层党员牛百岁的带动下，懒汉组的组员们生活中、劳动时充满干劲儿。
现实比电影更向前一步。直接分田到户，让大家伙儿的热情更高。92岁的二村大队书记胡葆发老人回忆：“大队上把生产队叫去说这个事情，生产队再向各户宣布，大家没有反对的，都是拥护的。老百姓也挺高兴，以前集体生产的时候，有些人出工不出力，有些人装病不干，播种本来应该十天就能完成，结果半个月也完成不了。分产到户以后，大家都怕过了时间以后减产。”
城厢公社属于干旱地区，那时恰逢雨水稀少，1982年上半年，时任烟台地委书记的王济夫下乡检查抗旱播种小麦的工作，黄福田说，检查组被城厢公社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抗旱的场景打动了。
黄福田：“郑家村是个山区村，村里有一个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这家男主人不在家，她把小孩送下井底去，舀半桶水，然后再拉上来，用水去浇苞米。这个事情感动得王济夫都掉泪，对他触动很大。如果不实行生产责任制，哪会人人都推的推、挑的挑！”
基层干部和农民对生活和未来的期盼，冲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农村改革热潮在中国大地蔓延。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烟台农民获得大丰收
1982年，党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置身时代洪流中的袁学强，1981年写出小说《庄稼人的脚步》。1983年，在和导演赵焕章及编剧刘福年修改剧本时他说，如果是此时再写《庄稼人的脚步》，就不会只停留在作业组了，而是要写分田到户、包干到户了。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游行彩车打出“联产承包好”标语
美梦成真——“大米干饭就鸭蛋，饭后一个大苹果”
影片《咱们的牛百岁》的结尾，村子取得了大丰收，大伙儿在场上收着粮食。袁学强后来感慨，“当时创作并没有刻意地要反映时代，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导演赵焕章此后又拍摄了影片《咱们的退伍兵》，讲述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政策“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后引发的故事。《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构成了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也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脉络和缩影。
《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指出：要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从各地实际出发，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步入21世纪，全面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主旋律。2006年，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全面免除；2013年，“家庭农场”一词首先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如今，我国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让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赵焕章始终有个观点，搞电影的，绝对不能忘了农村，不能忘了农民，而这样的电影，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掌声就越多。
曾隶属城厢公社的西霞口村已是小康村，老百姓如今生活富足（记者周益帆摄）
在城厢公社，老人们吃大锅饭时曾做过的美梦，早就成真。
胡葆发：那时候开集体大会，说将来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生活？“大米干饭就鸭蛋，饭后一个大苹果”，说完以后，老百姓都笑，哪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啊！
袁学强：我永远记得吃食堂说，到那时候，我们吃地瓜当稀罕了！
黄福田：哎呀妈呀，变化大着了，我的天哪，现在什么都有。
袁学强：现在不知吃什么。
胡葆发：现在提倡吃粗粮！
监制：高岩
编审：郭静 刘黎黎
采访：周益帆 王成林
制作：单丹丹
新媒体：陈铭 娜孜叶
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徐鹏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