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都是很难承受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每年需要创造10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的国家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正当其时。

　　但在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应当避免陷入对过去发展路径的依赖，应当在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消费尚未成“路径”

　　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无法承受经济下滑的后果，9%的经济增速曾被视作一条底线，而世界银行最近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2008年为9.7%，2009年则为8.5%。

　　可以想象，决策层在决定以何种方式为主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消费目前还无法作为第一选项。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消费的根基，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近年来越来越低。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2006年，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占中国国民总储蓄的比重分别为38.5%、42.2%和19.3%。

　　其中，居民储蓄的占比较上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11.9个百分点,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占比则分别上升6个和5.9个百分点。

　　对于经常盯着中国数十万亿元储蓄的经济学家来说，以上是必须要记住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并非天生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消费能力尚弱。

　　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需求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如果仅仅有意愿而能力不足，是无法形成需求的。

　　缘何倚重投资和出口

　　与需求不振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仅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贡献就超过40%，而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需求疲软，就经济增速下降了2个百分点。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为《第一财经日报》演算了缘何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他使用2007年的数据模拟计算出，在出口零增长的情况下，当年中国的GDP增速将下降到7.5%，而去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为11.9%。

　　过去的选择导致的现状，限制了目前的政策选择范围。为了保证经济增速不大幅下滑，在出口增长乏力，并且政策要尽快见效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投资和出口，这就是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

　　消费根基需扩大

　　有专家认为，此次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潮不同――那次主要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方向较单一。而此次国务院宣布的十条拉动内需的措施中，有半数以上的措施涉及消费。

　　但也有人认为，交通、保障性住房、灾区重建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将占4万亿元的主要份额。

　　出口方面，在十条措施出台后，相关部门旋即宣布，在今年已经两次上调共超过3000种商品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第三次上调超过3000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出口关税和出口特别关税。

　　政府此次的措施增加了很多意在扩大居民消费的内容，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亦需要进一步提高，以扩大消费的根基。

　　破除垄断正当时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此次十条措施中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今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将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据财政部估算，两税合并今年将为企业增加利润960亿元，而增值税在全国全面转型后，将为企业增加利润超过1200亿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展缓慢，最初的个税起征点为800元，是当时人均月收入的10倍以上，而在人均收入增长10多倍的如今，起征点仅提高到原来的2.5倍。

　　另一方面，此次的大量投资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此外，当前垄断体制的改革进展不畅，也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不是倾向于创业，而是希望依附于垄断国企。

　　如何避免这种失衡进一步加剧，将是决策者面临的一大挑战。从大的方面说，应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但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改革？

　　垄断体制的改革将是收入分配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不仅仅是因为垄断行业的收入远高于其他竞争行业，还因为垄断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垄断排斥市场竞争、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同时使得就业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相对于有限的企业数量和就业机会来说，劳动者的数量显得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不能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在职员工也缺乏和企业进行工资谈判的能力。

　　如果能够打破垄断、鼓励创业，将会有足够的企业和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这样，就业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将发生改变，充分就业和工资谈判能力的提高都会导致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居民和劳动者的方向改变，从而提高整个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提供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