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平衡

    “后奥运时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一、“后奥运时代”是各种奥运效应发酵、围绕着奥运主办而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时代；二、是奥运主办国如何及时、合理与科学地开发和运用好奥运效应、促进国家发展和提升对外关系的时代；三、是“两个大局”的统筹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时代。

    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西方媒体观点来评价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奥运会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为此，中国外交会更加积极和具有扩张性；另一种观点是奥运会大大煽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强化了中国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外交在“后奥运时代”将会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攻击性”。显然，西方媒体对中国外交发展趋势的这两个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的中国媒体宣传当然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是浓郁的国际主义，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在开放、合作和友情的基础上探索和放大的国际意识。例如，CCTV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报道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俄罗斯运动员伊辛巴耶娃以及日本运动员北岛康介。CCTV5的深度报道节目“奥运荣誉堂”请来了美国体操运动员约翰逊和德国击剑运动员福斯特。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媒体使用美国惯用的奖牌总数、而不是金牌总数作为奥运奖牌榜的排序标志时，这一美国“算法”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所接受了。温家宝总理8月23日会见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时，也祝贺美国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奖牌总数第一。这标志着中国民众相当程度上从以往的“金牌热”中摆脱了出来，认同了奖牌数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体育实力。中国媒体也广泛报道了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话，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绝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奖牌榜“排名”，公开提出过分重视奖牌榜排名的做法有悖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

    中国政府在奥运后的宣传中客观地总结了北京奥运的成功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例如，外交部发言人8月25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8月2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标题是“奥运的光荣属于全人类”。奥运结束后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流基调，依然是中国必须继续“韬光养晦”，仍然强调“后奥运时代”中国继续保持低姿态的必要性。

    当然，“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自觉防止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干扰、坚持恪守“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轻视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拉动，更不能忽视北京奥运作为中国与世界的“大碰撞”所产生的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概括起来说，2008年北京奥运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妥善地开发和利用好这笔财富，是长期和战略性的任务。奥运会之所以是一笔“财富”，是因为在筹办奥运过程中，我们展示了“中国能力”、显示了“中国意志”，清晰地传递了“中国声音”。2008年北京奥运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放大国际关系中的“中国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后奥运时代”，中国成功举办奥运的背景又同世界局势出现显著新变化的大背景高度重叠。未来20年，世界局势所出现的新变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西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与战略的整体正在进一步强化。如果说，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同盟关系的某种“疏离”，那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以及中国的崛起正在捏合一个新的“西方”概念；二是在“西方概念”重新鲜明化的时期，世界的财富分配向东方转移同样将是未来难以阻挡的重大趋势。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势力”正在改变世界政治中以往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三是世界范围内宗教势力的复苏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复兴，将会重新成为困扰未来国际关系的突出话题。

    在这两个背景的影响之下，中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和国家战略等诸多相互联系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难继续保持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至少是中国自我国际定位的基础。中国的国际角色不能只是简单地利用矛盾、或者埋头于“韬光养晦”的自我保护主义，中国的国际责任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外交”与“内政”分离的两条战线模式，或者是单纯通过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合作来显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热情。“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还无法成为世界政治的价值倡导者、制度设计者或者全球权力关系的“平衡者”，但“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去发挥战略性作用、拓展活跃的观念影响以及追求大国外交的信誉，以便参与推动世界局势朝着合理、稳定与创新的方向发展。“后奥运时代”中国有着新的、巨大的国际空间，对这些空间的审视与参与，将决定中国外交的未来。（作者系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