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使鹿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是一支古老而神秘的民族。解放前夕，他们尚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庭公社解体阶段，直至1945年，他们才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祖先曾在勒拿河上游游猎，19世纪中叶才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大兴安岭西北麓即近代狩猎区。他们世世代代钻野林、吃兽肉、住“撮罗子”，牵着驯鹿在深山密林中游猎，过着居无定所、漂泊游移的狩猎生涯。1965年8月，党和政府帮助他们陆续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时称额尔古纳旗）奇乾乡陆续定居，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游猎生涯。

    2003年8月，党和政府帮助他们生态移民，整体搬迁到交通便利、环境幽雅的根河市郊三车间地区，使他们永远走出大山，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至21世纪初期，以单一狩猎生产方式的这部分鄂温克猎民才全部放下手中的猎枪，因此也被称作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由于这部分鄂温克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史资料十分缺乏，很多历史之谜尚待挖掘破解，民族历史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民族历史业余研究工作者、曾在这片土地长期工作的汉族干部董联声，沤心沥血，花费30余年潜心进行调查与研究，一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近日面世。

    董联声的民族历史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使鹿部”鄂温克民族人口研究、“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研究与鄂温克人四大氏族族谱研究。

    300多年，这部分鄂温克猎民在勒拿河上游游猎时，尚有人口700余人，这是有资料记载的人口最高峰，19世纪中叶游猎到大兴安岭西北麓的是其中的500余人。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1945年100年间，人口锐减为屈指可数的40户170人，自1965年全部实行定居至2006年40年间，民族人口一直在150～ 200人间徘徊。民族人口长期徘徊不前、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和人口现状是怎样的？经过长期潜心调查与研究，董联声依靠熟悉民族历史、熟悉狩猎区情况、记忆力清楚、身体健康、民族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老一辈鄂温克猎民，获得了大批翔实而鲜活的民族人口口碑资料。根据口碑资料并参考少量史料，董联声从人口学、民族学的角度对这部分鄂温克人的民族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和民族人口长期徘徊不前、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进行了详尽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同时对人口出生情况、死亡情况、外迁情况、婚姻及通婚情况及家庭组成、婴儿出生与死亡等几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严格的氏族内婚制、传染病暴发流行、人口不断外迁、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是历史上人口锐减的根本原因、“高出生、高死亡、非正常死亡率过高”是定居后人口仍然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的结论。这部分民族人口研究成果，对保护民族人口、制定和调整保护政策、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被称为“使鹿部”的这部分鄂温克人，千百年来一直牵着驯鹿在深山密林中游猎，近代游猎区主要在大兴安岭西北麓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原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市（原额尔古纳旗、额尔古纳右旗）、鄂伦春自治旗、牙克石市（原喜桂图旗）黑龙江省漠河县、呼玛县、塔河县以及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南部的广大山区，他们的游猎足迹遍布这里的山山水水，因此也留下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鄂温克语地名，从高山大河到芳草树木，从山石岩洞到沟壑平原，每个自然地理实体都有着鄂温克语准确的称谓。这些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命名没有任何特定的仪式，而是根据某一历史事件和狩猎行为命名，约定俗成，代代相传而成。这些鄂温克语地名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如何？含义是什么？经过30多年的调查与研究，董联声已将地图上可以查到的300余条鄂温克语地名来历、演变和含义一一查清，并将这些鄂温克语地名归纳为“反映狩猎活动特点的地名”、“表明山河等自然地理实体形貌特征的地名”、“以动物和植物名称命名的地名”、“反映与兄弟民族友好交往和记事的地名”、“怀念亲人和反映悲怆历史的地名”等七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董联声还制作了《鄂温克语地名名录》，将地图上的标准名称、鄂温克语准确称谓一一标注并加汉族拼音拼注以保持鄂温克语发音原貌，同时将资料提供人、翻译人明确标明，同时还制作了“大兴安岭西北麓‘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手工标注图”，将已整理出来的鄂温克地名全部在地图上标注。认真研究鄂温克语地名的起源、含义、来历、演变、更替以及语词、发音、结构、译写等并使之规范化、标准化、不仅可为国家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也为研究这部分鄂温克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迁徙以及民族关系、民族交往提供重要的资料和佐证，还可以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笔几欲淹没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破解了数道历史之谜。

    历史上，“使鹿部”鄂温克人一直是根据氏族来划分狩猎区的。因此，这部分鄂温克人的氏族制度不仅健全而且长期保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消亡，目前尚存的氏族制度残余只是形式和躯壳。游猎到大兴安岭西北麓既即近代狩猎区时，他们共有5个氏族，后来发展演变为4个氏族即布利托天氏族（现简称姓“布”）、索罗共氏族（现简称姓“索”）、卡尔他昆氏族（现简称姓“何”和“葛”）、固德林氏族（现简称姓“古”）。历史上，这部分鄂温克人一直保留有氏族族谱，但没有文字记载，而是口口相传，并有严格的氏族会议相传和修定族谱。董联声研究并制做出的《“使鹿部”鄂温克人四大氏族近代族谱》，是近200余年的近代族谱，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参考，完全依靠老一辈鄂温克猎民提供的口碑资料长期调查研究整理而成。“四大氏族近代族谱”不同于传统的单一方式家谱或族谱，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反映众多内容的图表族谱，从中可以反映氏族名称、血缘关系、辈份关系、家庭 “乌力楞”（即有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公社）关系、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及年龄等众多内容，上述众多内容可以在一张图表上一目了然。整理出的族谱跨越200年，一般可追溯到5 ～ 6辈（代），最久远可追溯到9辈（代）。因此，这是一份国内外绝无仅有、设计独特、有极高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珍贵的民族史料。

    董联声的民族历史研究工作，起于20世纪70年代，近期作了大量补充调整，又将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现已将研究成果整理完毕。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提供口碑资料的老一辈鄂温克猎民已全部离世，再进一步挖掘调查已经不可能。因此，上述民族历史研究成果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是一笔已经挖掘、抢救出来的宝贵民族文化历史遗产，破解了数道历史之谜，无疑为保护和挖掘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